摘要：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特定时空视域提出的一个学术命题，这一构建过程应坚持融汇中外、贯通古今的大时空视域，以有机整合中外古今多元思想资源的发展思路整体推进，在立足本土教育实际与融入全球教育文明的张力中彰显中国特色，在文化传承发展与时代课题解答中实现传承创新，并在自律坚守与开放融通的统一中全面推进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创新，形塑兼具学理根基与开放学科视野、学术创见与广泛对话能力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融汇中外；贯通古今；三大体系
一、引言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内在逻辑使然，更深度嵌入新时代文化自信、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宏伟实践。如何从整体层面推动其发展，是中国教育学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繁荣发展中国教育学提供了基本思路遵循。其中所蕴含的“中外古今”视野，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坐标原点，在空间融合、时间连贯、动态演变的视角中，形成的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丰富资源与未来趋势的整体性把握。基于中外古今的宏阔视野，全面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创新，则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维度与关键目标。坚持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引领，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融汇中外”为思想坐标、以“贯通古今”实现历史纵深，并在融汇中外、贯通古今的大时空视域下整体推进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妥善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思想继承与理论创新、学科立场与跨学科借鉴”等内外部核心关系，以充分回应这一课题所包含的“自主性、中国性、教育学性、知识体系性”等特质要求。（见图1）
二、融汇中外：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中彰显中国特色
从空间向度看，作为现代教育学的“迟到者”，中国教育学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步生成的，如何凸显中国特色是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首要条件。历史与现实表明，教育学本土化、特色化的合理路径在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平衡。应以“立足中国”为根基、“借鉴国外”为参照、“面向人类”为价值旨归，融通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实践经验与世界教育文明多元成果，实现从“学徒困境”到自主创生、互鉴共享的价值转向。
（一）锚定教育“三大属性”，明确中国教育学价值立场
本质上，知识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诉求。教育“三大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发展观和教育认识论，决定着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的方向、价值与功能。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首先应牢牢把握教育研究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具体而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为根本遵循，这是区别于其他教育学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所包含的对于教育性质、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等基本命题的解答是中国教育学的思想灵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支撑引领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倡导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改革开放后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四有”新人，到如今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进程始终坚守人民中心立场与教育公平观念。中国教育学发展要始终面向民生、面向师生所盼所需，不断校准学术研究方向、反哺教育实践革新。同时，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性知识发展需求，围绕包括“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体系建构与机制创新、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推进教育创新、重塑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的教育新生态、人口变动与区域教育资源统筹调配、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等在内的关键战略命题开展系统研究与协同攻关，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教育提供有效智力支持。
（二）立足中国教育实际，强化教育学主体性原创性研究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实际中挖掘材料、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生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新观点与新理论，这是中国特色教育学建设的着重点。
新中国教育历经七十多年砥砺奋进，已经构建起世界规模最大、质量稳步提升的现代教育体系，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最为鲜活、最为丰厚的实践样本。然而，我国教育学尚未形成一套能够呈现中国教育改革特色与历史性成就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表现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与中国教育公平思想等“正在使用的理论”仍缺乏系统阐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教育实践中“可能存在的理论”亟待充分挖掘。例如，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为中国基础教育带来深刻变化，但在教育学教科书中却鲜有体现。关于教育普及化的理论，仍较多依赖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基于美国发展经验所构建的教育规模扩张“三阶段”理论框架，这既无法充分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在短短20年间实现超常规跨越的内在逻辑，也无法解读欧洲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独特特质。类似的实践还有中国独特的教研制度、师范教育以及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所取得的瞩目学业成就等。因此，中国特色教育学要立足于中国教育实际，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学段发展特点中，从教育方针、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制度、教育普及、教育公平等教育基本范畴中，把所蕴含的中国特色思想、概念、范式、模式、制度等系统提炼总结出来，形成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和实践检验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沿着高质量发展轨道迈向以品质卓越、内涵升级、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教育领域的核心矛盾已转变为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期盼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为中国特色教育学拓展了新的研究场域。“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出发点在于聚焦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通过更新认知理念、转变研究范式、升级研究方法，探索并解答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显著与如何推动教育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失衡与如何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学生教育负担过重与如何减负落地、应试教育倾向与加快教育评价改革深化，以及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核心问题，实现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高质量升级更新。
（三）吸收借鉴国际教育理念，为全球教育文明贡献智慧
中国教育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曾多次出现“整体式转向”或“推倒式重来”的变化轨迹，其根本症结在于囿于中西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藩篱。事实上，国外教育研究与实践所取得积极成果，始终是中国教育学的历史养分与发展资源。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秉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的广阔胸怀，在文明互鉴中吸收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多元资源，并以中国特色教育经验为全球教育文明发展贡献智慧。
纵观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历程，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终身学习、全民教育、全纳教育等国际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制度设计，均从不同层面、以不同程度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注入了积极动力。例如，终身学习理念对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与教育体系变革具有重要启发作用，我国在研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全面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进程中，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与发展路径。受国际人才培养理念和范式转变的影响，我国人才培养范式逐渐从知识中心、学科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化，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成长和创新创造。同时，学分制、辅修制、转专业、学位制等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在引进、应用与适应性改进过程中，也逐渐带有我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内涵特征。因此，“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这意味着发展中国教育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围绕发展所需，主动对国际前沿理论开展多元吸收借鉴与情境化改造。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教育竞争、人口结构变化、科技创新、社会变革等新形势新趋势，正在重构教育发展的外部生态，成为人类文明演进需优先回应的共性命题。基础设施匮乏、优质师资短缺、教育质量参差等，是全球教育需长期面对的持续性挑战。而中国正处于繁荣发展期，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这一鲜明对比为世界汲取中国教育智慧提供了重要契机。在实践层面，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已纳入非洲国家国民教育体系，职业学校开发的国际化数字教学资源也进入英国学历教育体系；教育扶贫工作理念与乡村教育振兴案例为全球贫困治理、提升人口文化素质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依托“一带一路”教育合作行动，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正逐步形成。应进一步践行共享共建的教育共同体理念，总结推广更多兼具文化适应性与广泛解释力的教育实践模式与理论工具，将中国教育经验、教育方案转化为回应“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的公共知识产品，助力推动人类共同福祉与美好明天。
三、贯通古今：在文化传承发展与时代课题解答中实现知识承新
从历史进程看，中国教育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中外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融通生成的结果。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现代教育教学实践和数智技术创新发展为中国特色教育学提供了理论供给、现实支撑与发展机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需要以“挖掘历史”接续传统、以“把握当代”回应现实、以“面向未来”引领发展，促进传统教育智慧与现代教育理念的有机对话，协调当前教育需求与未来教育发展的适配节奏，为中国特色教育学注入历史厚度、实践深度与时代活力。
（一）根植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激活中国教育学文化根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延续性、包容性、创新性，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文化优势。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要重视对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发掘、继承和创新，并“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从古至今，教育始终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的事业，代表我国独特的“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文明形态。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是在我国千年文明脉络与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跨时代价值的教育思想、制度、方法与价值观念体系。例如，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经典，围绕“为何教、教什么、怎么教”的核心命题，初步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及教育学的思想框架，其中所蕴含的学以成人、道德养成等核心目标，温故知新、博学笃行、启发诱导等基本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导向，成为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长久文化根脉。在古今应用上，蒙学教材《三字经》《千字文》中“韵语识字、寓教于乐”的编写理念，被现代分级阅读与早期语言教育课程所吸收。古代书院制度之优秀传统，对于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创新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被誉为“世界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所蕴含的“公平竞争、选贤任能”原则，既为现代高考制度与人才选拔机制改革提供了伦理基础，更被西方国家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因此，从文明传承的高度挖掘与传播更多普惠开放的中华优秀教育传统资源，不仅有助于夯实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根基、增强其民族底色与历史厚度，也将成为破解中外古今之纷争的关键。
在现实需求、传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协同作用下，当前中国的文化土壤已然发生深刻变化。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必须使教育学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转化为现代教育学的精神追求和理论创新基础。例如，《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把“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首要任务，而中华文明内蕴着丰富的思想道德、人格修养、教学理念、教育制度等文化内容与知识资源，应通过创新理论价值与育人载体，使其有机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建设之中。结合我国教育传统思想与当代实践变革，已有学者提出了诸如“五育融合”“兴发教学”“率性教育”等具有文化底蕴的新概念。对此，应持续加强对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与文化遗产的阐发，并在现代教育问题情境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形成从传统教育智慧、到现代教育实践与理论转化、再到原创学术概念输出的完整链条。
（二）深化“教”与“学”规律认识，筑牢中国教育学时代使命
教育学的理论建构，不应局限于教育某个具体层面的研究，而是把“教育”本身作为研究领域，揭示“教”与“学”的普遍规律。在中华教育传统滋养下，中国教育学已经形成了以“为教”“为学”“为人”为主体的理论框架。进而，持续深化教育教学规律与学生成长规律研究，为现代教育活动科学开展提供理论根据，是中国教育学的初心与重要时代使命。
一方面，对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针对性研究与持续改进，是教育学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与经典路线。国际上，泰勒在历时8年的三十校实验中总结形成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为世界教育科学提供了经典依据。突破传统教学认识论的价值局限，在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知识传授与育人目标相统一的维度下重建价值框架，是现代中国教育科学的核心主题。当前，我国已孕育出一系列富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学概念及理论集群。在党的教育方针与实践方法指导下，“核心素养导向的单元教学”“大概念教学”“项目式学习”等课程教学新形态，“课程思政”“三全育人”“校家校社协同育人”等育人新范式，“增值评价”“表现性评价”等评价改革探索，为中国特色课程论、教学论、育人论、评价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部分教育研究者通过主动长期教研实践，创生了诸如“生命·实践”教育理论、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理论、主体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实践育人教育理论、新教育理论以及教育内外部关系理论等本土理论及学派。应坚持实践导向与问题导向，通过学术抽象概括、理论淬炼形成规范化学术范畴，推动本土教学论的体系化建构。
另一方面，探索学生发展规律，既是教育规律研究的重要基石，也将长期作为教育学知识扩容的核心脉络与动力支撑。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聚焦学生学情体验与身心成长研究，强化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传播与学生发展理论指导下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范式建设。近年来，以“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NCSS）”项目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项目组等为代表的本土团队，通过大规模追踪调查，科学揭示了我国大学生的发展特点、成长路径与培养机制。如何在兼顾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中构建本土学生发展理论，对于走好我国人才培养自主之路至关重要。应持续围绕本土重大教育问题开展大规模、长周期的追踪研究，在规范的研究设计与国际比较中总结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同时，将研究发现反哺人才培养改革，形成从实证研究、到理论建构、再到实践改进的循环，使本土学生发展理论既扎根中国情境，又具备跨文化解释力。
（三）促进技术人文双向赋能，开拓中国教育学未来向度
正如启蒙时代塑造了现代教育学一般，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开启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为全球知识生态重塑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关键窗口期。把握数智时代教育“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以数智赋能与人文滋养的深度融合，驱动“教、学、研”范式系统性创新变革，加速实践创新经验转化，是中国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向度。
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实现对教育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渗透，不仅催生出智慧教育、混合学习、泛在学习等教与学的新形态，教育学知识生产也正逐步进入一个以人机共生、数据驱动为核心，多模态交互为特征的数字时代。例如，机器学习技术通过深度挖掘、因果推断能更好地探索数据中潜在的关系与规律；自然语言处理、生成式大模型等也大幅提升了资料采集与分析的效率和精准度。新时代中国教育学要加快实现知识增长与知识创新，必须借力数字技术赋能与实证数据支撑，以智能化塑造教育科研新范式。同时，以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的重大问题为核心、以全球未来教育设计的前沿问题为引领，不断创新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新载体和新形式。
虽然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的应用为教育认识论与方法论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但科学主义的思维范式也在冲击着教育研究对人文精神的深度探寻传统。“教育学研究人，应该有高于一般历史、文学、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的站位，始终从人的本质去思考问题”，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尺度。这意味着，在研究对象上，应结合中国教育实践与科技发展水平，重新厘清教育本质、教师角色、育人标准等基本问题，更新界定“学生、教师、课堂、课程、教学”等核心概念的时代内涵，并为在数智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提供具体方案。在研究范式上，“任何以为思辨不需要实证、实证没有理论就可以获得真知的想法都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鉴于教育活动的复杂性与系统性，需将理性思维、思想洞察与实证研究、场景实验等有机结合，通过价值引领规避技术异化。
近年来，中国在数智教育领域的先行探索已展现出独特优势与全球贡献潜力。例如，我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现已覆盖全国、贯通各级各类教育，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学习者提供了高质量的、泛在可及的数字资源服务；人工智能职业教育东西部对口支援协作计划的启动，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乃至破解全球教育均衡难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与实践推进，正在推动规模化因材施教从理念走向现实。这些技术与实践创新为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提供了鲜活样本，更有望转化为引领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公共知识产品。对此，应遵循从技术思想嵌入、技术设计开发，到技术教育应用、教育思想实现的转化路径，实现从技术可及性到教育可能性的逻辑转向，构建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螺旋上升的教育学知识创新生态。同时，通过技术赋能、资源共享促进文明间的对话，加快培育数智时代全球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
四、内外兼修：在自律坚守与开放融通中形塑教育学“三大体系”
如果说“中外古今”明确了中国教育学“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时空坐标与动力源泉问题，“三大体系”则聚焦于教育学“如何立得住、怎样传得开”的知识体系建设问题，其建设过程又始终在融汇中外、贯通古今的开放发展视域与多维思想资源中生长建构。作为教育学从外部移植创变到本土化探索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化、专门化、体系化知识结构，新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仍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持续考验。对此，应坚持“内外兼修”的辩证发展逻辑，即对内需树立学科自觉、回归学术逻辑、唤醒主体意识，对外需突破学科规训、拓展国际合作、强化国际表达，形塑兼具学理根基与开放学科视野、学术创见与广泛对话能力的教育学知识体系。
（一）在明晰学科自觉与突破学科规训中优化学科体系
纵览中国教育学的百年构建历程，这是一个追求以自主、开放的学科姿态安身立命的过程。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不限于为学科独立而努力，更在于凭借中国教育学跨越疆界、融合多元、前瞻未来的历史传统与创新视野，探寻学科范式的创新空间。
以教育学独立性为基础，走出学科发展的特色路径，培育具有持续生命力的知识体系，这是教育学学科自觉的核心要义。构建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即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不可替代的学术领地何在？中国教育学在世界教育学格局中，其不可替代的文化贡献何在？从学科定位看，教育学的独特价值在于以教育事理为直接研究对象。但“因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及其与人类社会、科学、知识等多层面的关联性”，教育学的学科合法性、科学性也屡遭质疑。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既要明确自身特有的学科属性、研究范式、标志性概念与原创理论，更应超越传统学科的狭义范畴，延伸至以师生日常教育教学生活为主体的生命实践领域，将各类学科成果“再语境化”为支持教与学实践的原理与方法。从中国立场观之，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应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横向上推进跨国度、跨文化、跨学科的交流协作，纵向上统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知识维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敞开型、跨界型、集群型、融合型与生态型”学科体系，加速学科知识生产与自主创新，提升中国教育学在世界教育学术格局中的学科话语地位。
学科自觉并不等于学科封闭，在知识融合时代，走向“多元开放、交叉融合”是每一个学科生长发展的必由之路。尤以教育学作为研究国计民生问题的综合复杂学科，天然要求其要以“教育”融通诸学。这种开放性是维系教育学学科与教育活动独特价值的关键特质，也要求教育学不断拓展学科边界，激活学科想象力。当前，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以教育学一级学科为中心、科目多元、内容全面的学科系统，包括教育学自身分化的源学科，如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中外教育史；与不同领域结合形成的域学科，如高等教育学、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相关学科交叉形成的跨学科，如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但仍面临学科同质化较为突出、学科视野有待拓展、交叉学科创新发展进程相对迟缓等问题。对此，应面向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实际，承接上位学科优势、整合同类学科资源，持续完善中国教育学特色学科体系。立足“大教育学”“大学科”视野，在学科分类、体系完备的基础上推动学科间交叉融合，重点培育教育大数据、教育神经科学、教育治理等新型交叉学科，将新兴技术与社会变革转化为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中国教育学在时代需求响应与灵敏适应上的学科变革力。
（二）在回归学术逻辑与优化学术生态中完善学术体系
对于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而言，理论体系、思想范式与研究方法等内在建制可以体现教育学研究的独特属性，管理制度、评价机制、人才培养则是维系学术体系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是研究者在教育学学科中，以中国教育问题为导向开展学术研究活动，而形成的学术成果系统。然而，在学术研究中，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等外部社会运作原则容易消解学术逻辑本身的核心地位，导致研究偏离真问题，陷入功利化、指标化的追逐。实现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内涵式发展，必须突破短期的、应急的学术规划主义，警惕“伪问题”与“洋问题”的陷阱，前者表现为对政策口号或社会热点的简单追随，缺乏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撑；后者则体现为脱离中国教育语境，生硬移植西方教育理论或概念框架。真正具有学术创见的教育研究，应当深植于民族文化与教育实践的沃土之中，既敏锐回应时代变革中的重大关切，又葆有理论建构与范式创新的延展空间，形成一种以教育价值为依归、以教育事实为基石、以问题解决与知识生产为双重指向的教育学学术研究范式，最终生成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学术生态环境建设有助于激发研究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促进形成目标趋同、协作共进、创新驱动的学术共同体及知识生产模式。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学术自治机制，包括在课题评审中优化专家构成，提升一线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参与度，强化同行评议的专业性与公信力；在学术交流中倡导批判性对话与建设性交锋，使学术创新在自由包容的氛围中自然生发。当前，科研评价领域的标准单一化、过程工具化、结果功利化等评价导向与教育学研究以人为本的根本方向及价值立场存在偏差。革新教育评价需重构价值根基，将“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作为评价导向，以“成果原创性和学术价值”为核心标准，推动评价体系回归立德树人、创新发展的本质初心；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片面导向，针对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规律特征，完善多元立体分类的评价机制；同时，以数字化赋能评价过程化与精准化，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认知偏误，使评价真正发挥引领学术多元发展、守护学术本真的功能。此外，青年人才培养关乎中国教育学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应持续完善教育学各专业、各阶段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打造专业化人才梯队，进而搭建起文化赓续、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统一的良性生态。
（三）在提升主体意识与扩大国际表达中建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叙事载体与跨文化沟通桥梁。中国教育的国际知识生产呈现起步较晚、发展迅速、主体多元、潜力巨大等特点，但在实质性影响力与主导性话语权方面仍显不足。应从内生与外拓双向发力，以主体自觉夯实话语内核、以国际表达拓展传播边界，提升中国教育学话语权。
中国教育研究者作为中国教育学话语建构的核心主体，涵盖高校理论研究者、一线教研员、教育实践工作者等多元群体，其主体意识、理论建构能力等直接决定话语体系的原创性与生命力。长期以来，中国学者都在扮演着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和“进口者”。提升主体自觉，推动教育研究者实现从西方话语的被动诠释者到中国经验的主动建构者的身份转型与精神觉醒，是建构话语体系的内生性要求。对此，要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唤醒主体责任意识，引导研究者俯下身子扎根中国教育土壤，从鲜活实践中萃取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避免简单套用西方话语框架诠释中国教育实际。通过系统性培育提升主体学术素养，包括强化跨学科研修，推动教育学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字科学等领域的知识融通，丰富话语建构的理论工具。打破研究者与实践者各自为政的格局，鼓励教育实践工作者参与理论提炼过程，形成从实践经验、理论概括，到话语表达的闭环生成机制。
知识生产的“先占原则”决定了，若缺乏积极主动的国际表达，中国教育实践的独特经验很可能会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解。扩大国际表达是建构话语体系的外拓关键，其本质不是迎合，而是在本土特质与全球共性的结合点中完成跨文化转译，从内容、形式、载体等维度全面优化对外表达策略。具体而言，在内容上，要重视挖掘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实践的普适性内核，并以本土理论生成与创新回应国际教育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在形式上，以学术共同体认可的逻辑范式为载体，实现理论话语的可通约性与原创性的平衡，形成可与国际主流理论相互对话的原创概念与理论解释框架。例如，“中国学习者”研究作为近年来国际上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新兴议题，旨在从国际比较视野、以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剖析中国学生群体的学习特点，揭示出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学习规律，正是实现了本土特质与国际范式的有效结合。在载体上，则要构建多元立体的跨文化对话网络，包括培育兼具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的学术人才，推动中国学者进入国际学术组织的议程设置环节；创办多语种学术期刊，搭建中西教育理论平等对话平台；大力推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案例，让中国话语在具体实践的共鸣中获得普遍认同。
五、结语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特定时空视域提出的一个学术命题”，其推进之道应以贯通中外古今为思想坐标与资源根基、以“三大体系”的系统建构为落脚点，在立足本土教育实际与融入全球教育文明的张力中彰显教育学中国特色，在文化传承发展与时代课题解答中实现教育学知识承新，最终在自律坚守与开放融通的统一中构建起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的价值更加凸显、责任更加重大。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兼顾中国化、国际化与现代化之间持续深耕，真正实现从“后发追赶型”到“创新引领型”的主体性跃升。一方面，要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学理转化，从中华教育传统与改革发展经验中萃取跨越时空的智慧结晶，并与现代教育情境、社会转型与时代变革深度融合，丰富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内涵表达与当代形态。另一方面，在中国与世界深度卷入、协同演进的历史进程中，需秉持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炼总结更多本土教育实践中的地方性知识，并加快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跨文化适应性与国际影响力的公共知识产品。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全球数智技术发展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必须敏锐把握这一历史契机，让技术先发优势成为教育理论革新的思想优势，率先探索并确立数智时代教育学知识生产新模式，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进程中的规则话语权与学术引领力，朝着建设未来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与教育学知识枢纽的目标稳步迈进。
（史秋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同济大学同济讲座教授；孙昕妍，通讯作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