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拔尖计划选育效果及其变化进行实证评估发现，拔尖计划成效初现，并随政策实践从1.0升级为2.0发生系列变化：在入口端，生源群体异质性略有增加，综合素养整体提升；在过程端，拔尖计划学生所感知的制度化环境优化，学习自由度提升，但存在学业负担过重、个性化需求未满足等问题；在出口端，拔尖计划学生毕业后出国深造占比大幅下降，在文化素养、协作能力方面增值更多，在科研素养、思维能力和兴趣方面的增值减少。限定样本分析发现，从拔尖计划1.0到2.0，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模扩大，但高水平大学拔尖计划的资源优势及其选育成效可能随规模扩张而有所稀释。未来应着重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改进学业评价方式，促进个性化培养，持续改进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拔尖计划；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效果；学情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教育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下简称“拔尖计划1.0”），该计划以培养未来科学领域的领军人才为目标，在20所高校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科学5个基础学科进行试点。2018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以下简称“拔尖计划2.0”）在拔尖计划1.0基础上“拓围、增量、提质、创新”，将实施范围拓展到77所高校20个学科的288个基地。时至今日，“拔尖计划”已历经16周年，其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资源。然而，对于拔尖计划的选育效果如何，从1.0升级为2.0其效果有何变化等问题却仍缺乏实证回答。
拔尖计划并非置身真空世界，其成效受到内外部形势变化的综合影响。从拔尖计划1.0到2.0，我国政府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与经费投入不断加码，拔尖计划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各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和教育举措不断深化，如更加重视不同学段贯通、跨学科交叉、科教融合等，上述人才培养实践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拔尖计划的实施成效。与此同时，拔尖计划面临的国际局势、社会文化与经济形势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都事关拔尖计划的效果。一方面，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与就业形势严峻的双重背景使得升学就业竞争压力加剧，并进一步带来入选拔尖计划的学生（以下简称“拔尖计划学生”）学习动力的下降与功利化，这影响着拔尖计划吸纳了怎样的生源，以及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另一方面，各类市场机构也逐渐将关注点转向特殊教育赛道，面向各类拔尖实验班、强基计划的培训辅导层出不穷，这些变化都强烈扰动着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生态。此外，国际局势与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影响学生进入大学前的志愿选择和毕业后的就业去向。
既有研究主要针对特定时期和特定院校的拔尖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视角与方法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针对一所或几所拔尖计划试点院校的选育举措进行案例分析，从选拔和培养举措对拔尖计划成效给予了初步肯定，提炼出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导师制、书院制、学分制等培养经验，同时也指出了问题与不足，如重选拔轻培养、选拔精度不足、个性化培养有限，评价体系功利化，培养结果与现实需要尚有差距等。
第二类研究采用实证方法评估拔尖计划的实施效果，其中，毕业去向是最常用的观测指标。针对首届拔尖计划毕业生的研究发现，该群体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学科）深造和从事学术工作比例较高，但总体拔尖率还有待提高，有近四成学生偏离基础学科方向。李硕豪使用19所“拔尖计划”实施高校4499名早期毕业生信息，分析发现其深造率、国外深造率、本研专业符合率、院校拔尖率、学科拔尖率均处于较高水平，但也存在不同高校培养绩效差距较大等问题。丁奎岭使用更具代表性的全国拔尖计划1.6万余名毕业生数据同样验证了上述结论。总体而言，拔尖计划的毕业生有相当高比例继续选择理工类职业，拔尖计划在提升学生学科兴趣、增加投入时间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除毕业去向外，一些研究也从在学体验和能力发展的角度对拔尖计划实施成效进行评估。调查发现，与普通班相比，拔尖班学生在小班教学、科研项目、导师指导和出国交流等方面的参与程度和创造性水平均显著更高。一项针对强基计划的纵向调查发现，强基学生的创新潜质、领域技能呈现出“平稳—上升”趋势，但也存在主动探究学习和冒险精神不足、提问能力较低、学术志趣分化等问题。
虽然，不少研究都涉及对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效果评析，但也存在继续深入挖掘的空间。首先，已有研究多采用某些和拔尖计划学生成长相关的指标对选育效果进行评估，但尚未形成统一的选育效果评估框架，相关结论也难以汇总成研判和预测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成效的实证依据。其次，已有研究多采用一所大学特殊人才培养项目进行效果评估，这种方法能够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对案例项目进行深入分析，但对不同大学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效果的整体情况仍缺乏全面把握，对不同大学各具特色的人才选育效果也缺乏系统比较。此外，既有研究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效果评估多针对特定时间阶段进行静态评估，而缺乏对不同时期效果变化的动态比较，也难以捕捉特定时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独特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2017年、2023年开展的横跨拔尖计划1.0到2.0时期的全国高水平大学拔尖计划学生调查数据，从入口端、过程端和出口端分析拔尖计划的实施成效及其变化趋势，以期为全面把握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效果，提升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课题组于2017年、2023年开展的全国高水平大学拔尖计划学生调查，两次调查时点分别处在拔尖计划1.0和2.0时期，故通过两次调查结果比较可以呈现拔尖计划的成效变化。其中，2017年调查对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7所顶尖高校的拔尖计划学生。2023年调查对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兰州大学和吉林大学等8所顶尖高校，北京理工大学为拔尖计划2.0规模扩大后新入选的高校。其中，2017年和2023年调查的样本分别为1543人和3066人，在高水平大学基础学科拔尖计划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究采用两轮横截面调查数据，考虑到两次调查样本的可比性，本研究在分别使用两次调查全样本进行分析后，进一步将分析样本限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下分别简称清华、北大、复旦），这3所高校在两轮调查中均被纳入，限定样本后的样本量分别为683人和1216人。
（二）评估框架与变量说明
为了全面系统评估拔尖计划的选育成效，本研究构建了从入口端、过程端到出口端的全过程评价框架，分别回应“拔尖计划招收了怎样的生源”，“拔尖计划提供了怎样的培养环境”，以及“拔尖计划对人才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三个问题。
从入口端、过程端与出口端分析高校对人才发展影响的研究传统由来已久，阿斯汀的I—E—O概念框架，帕斯卡雷拉的学生变化因果解释模型，以及我国学者鲍威提出的“投入—教与学过程—成就”模型均体现了对大学生发展的入口端、过程端到出口端的关注。中国特色的大学拔尖创新人才选育实践的典型特征也体现在从入口到出口的不同阶段：在入口端，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是基于较大人口基数针对少数特殊才智学生开展的强选拔，入选拔尖计划的学生与其特殊天赋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家庭特征及其超前学习经历有关。在过程端，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集中培养和个性发展之间的张力，如何在高密度的拔尖计划学生群体中通过制度化培养适应个体需求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出口端，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则不仅关注出路与业绩，也关注科学志趣、创新潜质等成才品质，以期从中培养出能够在科技创新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领军人才。
上述特征为全面评估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成效提供了理论框架，其中，强选拔性要求在入口端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也更加注重与大学教育衔接更加紧密的学科竞赛、先修课程、科创竞赛等学业准备水平，而这背后往往也与学生个体特征与家庭禀赋密切相关。培养过程中的制度化与个性化张力要求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既要提供充分的制度化支持，同时也应当尊重人才发展需要，提供自由探索空间。培养结果并非要求人人拔尖，而是旨在培育能够作出杰出贡献的后备力量，这要求对培养结果的评价不仅应关注拔尖计划学生的毕业出路，还应当注重其在创新潜质、志向兴趣等成才品质方面的增值，这些都是预测人才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基于上述框架，本研究选取的入口端变量包括学业准备水平和人口统计特征两个方面。学业准备水平通过高中期间是否具有竞赛获奖、科创项目、讲座课程、艺术特长等经历进行测量。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相对年龄、主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所在地址四个变量。相对年龄指学生年龄与按规定入学同级学生的年龄之差，衡量学生的提早入学情况。主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学生对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自评。家庭所在地址为学生家庭常住地的类型归属，包括乡镇、县市、省会城市/直辖市三类。学业准备水平和人口统计特征可以共同反映拔尖计划的生源质量，尤其是竞赛获奖、科创项目、讲座课程和艺术特长等指标，可以反映拔尖计划学生在学业成绩之外的综合素养。
过程端变量包括制度化环境与自主性空间两个维度。在制度化环境方面，本研究测量了拔尖计划学生主观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实验条件、学术水平、科研机会、国际影响以及学业评价等方面的支持环境，全面覆盖了拔尖计划学生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培养要素。在自主性空间方面，本研究测量了学生个体感知的学业负担、学习内容的自主选择、学习节奏的灵活性以及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程度。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细致探讨，本研究旨在揭示拔尖计划学生在培养过程中感受到的学习自由度，上述题目均采用李克特四点量表计分。
出口端变量包括毕业去向和能力增值两个维度。其中，毕业去向是衡量选育效果最直观且真实的指标，但在当前本科生毕业后大多读研的情况下，该指标的区分度相对有限。能力增值能够全面反映拔尖创新学生的能力品质在经过系统培养后的变化情况，是评估培养效果的有效指标，本研究基于孙迟瑶和陆一提出的拔尖创新人才品质，从科研素养等成就素质和科学志向等内在驱动指标对拔尖计划学生的能力增值情况进行评估。测量题目采用李克特四点量表计分，作连续变量处理，各维度得分为同一维度内所有题目的平均分。（见表1）
（三）研究方法
为全面评估拔尖计划的选育成效及其变化情况，本研究采用均值比较、卡方检验等方法对两次调查中拔尖计划的入口端、过程端与出口端的成效进行对比分析。在对比不同时期的选育成效时，本研究分别采用全样本和限定样本进行对比分析，分别反映拔尖计划成效的整体变化与局部变化。使用全样本进行对比，可以较好反映拔尖计划从1.0升级为2.0的整体变化，其变化原因可能源于外部经济就业形势变化，可能源于拔尖计划从少数高校的特定学科扩展到更多高校和学科，也可能源于同一高校拔尖计划政策自身的优化和调整，使用全样本分析可以系统监测培养成效的整体变化。而使用同时参与两次调查的3所顶尖大学样本进行分析，则可以更好控制院校和学科差异，反映拔尖计划特定基地的培养成效随培养政策调整而发生的变化。最后，本研究聚焦入口端、过程端与出口端不同选育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及其阶段变化，对入口端与过程端要素对出口端结果的影响进行了补充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入口端：学业准备水平与人口统计特征
表2展示了两次调查中拔尖计划学生进入大学前的学业准备情况和人口统计特征。结果显示，从2017年到2023年，拔尖计划学生在中学阶段参与科技创新类活动、修读大学讲座课程、从小学习并熟练掌握了至少一门艺术特长的比例均有提升，分别提升至27.39%、45.86%和48.50%，这与大学高中衔接教育项目的普及、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升学竞争有关。与此同时，参与奥林匹克竞赛等学科竞赛并获得省级或省级以上奖项的比例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拔尖计划规模扩大但竞赛获奖名额并未发生明显扩大。总体而言，近年来进入拔尖计划的学生展现出较高的综合素质，他们在艺术特长、先修课程修读以及科创项目参与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综合素养有所提升。在入学前学业准备情况方面，清华、北大、复旦样本的变化趋势与全样本一致,但在两次调查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因在于在第一次调查期间顶尖高校拔尖学生的学业准备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在两次调查间变化幅度相对有限。
在人口统计特征上，从2017年到2023年，拔尖计划学生中男生占比显著下降，由82.50%降至76.12%；入学相对年龄有所增加，平均来看从比法定入学年龄早入学0.07年变为晚入学0.22年。拔尖计划学生主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从2.67提升至2.78，但家庭所在地在县市及省会城市的学生占比有所减少，从81.71%下降为75.54%。在家庭背景方面，清华、北大、复旦样本变化趋势与全样本一致。上述变化说明，从拔尖计划1.0到2.0，拔尖计划规模不断扩大，基地数量和入选学生数量均有大幅扩大，这增加了女生和弱势家庭背景学生入选的可能性，也同时增加了拔尖生源的异质性，改变了原有小规模精英培养的拔尖生态，这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培养过程随之发生改变。
（二）过程端：制度化环境与自主性空间
表3显示，在2017年调查中，拔尖计划学生对所在项目的教师支持、实验条件、学术水平、科研机会、国际影响和学业评价等制度化环境的评分分别为2.90、2.98、2.83、2.64、2.47和3.14；在2023年调查中，对上述维度的评分分别为3.05、3.12、2.98、2.84、2.65、3.08。从2017年到2023年，拔尖计划学生对大学制度化环境评分普遍提升，而对学业评价体系合理性的评价得分显著降低，这表明，在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的过程中，不仅要优化教育资源和环境，还需关注评价方式的更新与完善，传统的评价体系可能无法完全匹配拔尖计划学生的多元化发展需求。清华、北大、复旦样本结果表明，顶尖高校拔尖计划学生对6项制度化环境感知得分均略微下降，但除学业评价体系合理性外，其他5个方面的下降并不显著，其原因在于，3所高校本身在资源投入方面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这与资源基础相对薄弱院校的提升“可见度”形成对比，使得学生感知到的培养环境变化不如其他院校明显。
在自主性空间方面，拔尖计划学生感知的学业负担、学习节奏、学习内容自主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个性化需求满足程度得分相对较低。2017—2023年，拔尖计划学生自主决定学习节奏、学习内容的自由度有所提升，但学业负担也有所加重，得分由2.71升至2.84，个性化需求满足程度得分进一步降低，由2.25下降至2.18。清华、北大、复旦的样本变化趋势与全样本基本一致，即学生感受到的学业负担加剧，个性化学习需求方面的未满足情况突出，同时，在学习节奏和学习内容方面，清华、北大、复旦样本的评分也都有所下降，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华、北大、复旦等顶尖高校的拔尖计划学生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需求，他们更加难以适应过于强调统一安排的教学培养方案；另一方面，过重的课业负担和学业竞争也会导致拔尖计划学生难以采取个性化的自主学习。
（三）出口端：毕业去向与能力增值
随着拔尖计划从1.0推进到2.0阶段，拔尖计划学生本科毕业后选择国外深造比例减少，国内深造比例大幅提升。其中，国外读博比例从54.96%下降至24.95%，国外读硕比例从7.06%降低到3.26%，而国内读博、国内读硕比例分别从15.88%、7.06%上升至40.87%、14.48%。这与国际形势、就业“性价比”、研究生扩招以及强基计划提供的本研一体化培养政策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巨大潜力。在毕业去向方面，清华、北大、复旦样本与全样本变化趋势一致。（见表4）
拔尖计划学生进入大学后的能力增值可以直观反映拔尖计划的培养成效。表5显示，拔尖计划学生在文化素养、协作能力和科学志向方面的增值显著提升，但在科研素养、思维能力和求知兴趣方面的增值略有减少。上述变化趋势与社会环境变化有关，也可能与学生在大学阶段面临的多样化选择和压力有关，需要高校优化培养方案，加强在科研和创新思维方面的引导和支持，以确保拔尖计划学生在指向原始创新的科研素养、高阶思维等关键能力上得到充分发展。清华、北大、复旦样本在能力增值的6个维度均下降，这与该群体所感知的制度性支持和自主性空间有限相关，同时也可能是由于清华、北大、复旦等顶尖高校学生本身起点较高，能力增值空间相对有限，若培养模式未能持续提供挑战性支持，可能出现“高原效应”。
（四）从入口、过程到出口：关键选育要素的阶段性变化
在分别比较两次调查期间拔尖计划选育成效在入口端、过程端和出口端的差异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入口端、过程端与出口端不同选育要素之间作用关系的阶段性变化。（见表6）研究发现，大学制度化环境、大学自主性空间、大学前超前学习和家庭背景在两次调查中均对拔尖计划学生能力增值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充分教师支持、自主决定学习节奏和学习内容对能力增值的影响效应较大。与2017年调查结果不同，在2023年调查中，充分教师支持、先进实验条件、前沿科研机会、个性需求得到满足对人才培养的影响作用提升，其中个性需求得到满足的提升幅度最大。上述培养要素的影响效应提升与近年来各拔尖项目对大师引领、科研育人、个性化培养等方面的重视程度提高有关，同时也说明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拔尖计划学生的成长需求随之变化，不同培养举措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需要结合条件变化因时调整。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从入口端来看，拔尖计划的生源以男生为主、家庭背景相对较好、学业准备水平较高，随着拔尖计划规模扩大，其生源群体在性别和家庭特征上的异质性略有扩大，大学先修课、科创竞赛等学业准备水平明显提升。从过程端来看，随着拔尖计划升级，全样本中拔尖计划学生所享有的教育教学资源投入大幅增加，制度化环境优化，但顶尖高校拔尖计划学生所感知的培养环境变化不大；拔尖计划学生的自主性空间有所提升，但也存在学业负担过重和个性化需求未得到满足等问题。从出口端来看，拔尖计划学生毕业后更多选择国内读研，出国读研占比大幅下降。全样本中拔尖计划学生在文化素养、协作能力和科学志向方面的能力增值更多，而在科研素养、思维能力和求知兴趣方面的增值减少，顶尖高校拔尖计划学生的能力增值全面下降，这与该群体所感知的制度化支持和学习自由度不足有关。综合入口端、过程端和出口端选育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充分教师支持和自主学习空间是影响拔尖计划学生能力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内外部环境变化，充分教师支持、先进实验条件、前沿科研机会和个性需求得到满足对人才培养的影响作用有所提升。
上述结果说明拔尖计划在吸引优质生源、提供充足资源、促进人才发展方面具有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拔尖计划学生对学业评价、个性化需求满足程度的评价得分较低，学生在科研素养、思维能力和学习兴趣方面的增值随时间变化而呈现下降趋势。这与外部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变化、升学就业竞争压力增加有关，也受到拔尖计划规模扩大、拔尖计划学生生源异质性增加的影响，这些内外部环境对拔尖计划实施效果的潜在影响需要得到政策重视。另一方面，拔尖计划的实施效果在整体上和局部上存在差异。整体而言，原本未入选拔尖计划的学校和学生在入选后能够获得更加充足的资源支持和专门培养，因而在过程端和出口端均具有更好的表现，但是，对原本具有较好资源禀赋的顶尖高校而言，其拔尖计划已经完成了资源投入导向的发展阶段，资源投入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有限，扩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原本的资源优势，使得顶尖高校拔尖计划学生感知的培养条件有所降低。同时，由于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当资源投入达到一定阶段后其对学生发展的增值作用十分有限，而更加依赖其他更重要的软性环境的建设与营造，当缺乏高质量的师资力量和与之发展更加相配的软性环境时，会限制拔尖计划学生的成长速度。
（二）政策建议
第一，在规模扩张背景下，注重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本研究分析发现，随着政策升级，入选拔尖计划的院校、学科及学生数量大幅扩大，各种培养条件均有较大提升，但也存在拔尖计划学生个性化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核心能力增值有限等问题，这在顶尖高校中更为突出，这要求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实践在规模扩张与硬件资源投入的同时更加重视软性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高质量教师支持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激活各项资源和制度投入、系统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既有研究指出，我国部分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在基础设施和硬件投入等方面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然而，与拔尖计划学生发展需求相适配的高质量教师队伍尤为稀缺，我国还没有建立起针对培养拔尖计划学生的师资养成体系。在更加强调贯通式培养、前沿科研参与、跨学科等培养方式的背景下，如何发挥高质量教师队伍在上述关键环节中的支持与引领作用仍需持续深入的研究。
第二，改进学业评价方式，促进个性化培养。如果说充分的资源投入是拔尖计划的必要条件，那么提供满足个人学习需要的个性化培养则是拔尖计划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研究发现，学业评价合理性、个性需求满足程度是当前拔尖计划学生满意度最低的维度，对此需要得到政策的充分重视。当前，我国大学主要通过压缩总学分数、扩大自主选修课比例、制定个性化课程计划等方式展开个性化培养，如复旦在全校范围推行“2+X”本科培养体系，其中“2”指的是通识教育和专业培养，“X”指突破原有专业培养方案限制，而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为学生提供专业进阶、跨学科发展、创新创业等多种发展之路，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由选择不同专业的课程，这为学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进行个性化探索提供了制度支持。但是，仅仅提供个性化培养的机会是不够的，在赋予学生更多选择与探索机会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生涯指导、导师引领、同伴互助等学业支持体系，从而将个性化培养方案落到实处。
第三，关注内外部环境变化，持续改进培养质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下开展的教育实验，而是处于真实世界面临内外部环境的支持与制约之中，需要拔尖计划项目管理者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因时因势而变，持续改进培养质量。近年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经济状况、社会文化、就业形势以及技术条件均经历了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如经济社会转型及高等教育扩招极大改变了拔尖计划学生生源特点，有研究表明拔尖计划学生的学习动力来源构成有外部化、功利化趋势，源自“就业升学”的学习动力显著上升，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度依赖学生内部动机的开放闯关式培养模式育人效果减弱，也可能进一步导致以往有效的培养举措失灵。这要求拔尖计划项目管理者及时关注内外部形势变化，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感谢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陆一研究员为本文提供的宝贵数据与指导帮助，感谢博士研究生沈玥彤在前期数据分析过程中的细致工作！）
（卜尚聪：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