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组织学科交叉是研究型大学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创新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但组织化路径所追求的效率与学科自发成长活力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制约交叉知识创新与学科融合的最终成效。选取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三所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案例，运用“微分析”技术，解构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具体实践过程。对案例进行综合比较发现：研究型大学将“有组织”视为提升学科交叉效率的过程策略而非终极目标，有组织与自由探索共同服务于构建具有自组织演化特征的学科生态系统；研究型大学通过资源保障、组织调试和文化引领等实践策略，积极推进有组织学科交叉；优势激活、资源平衡与生态赋能等多重机制有助于研究型大学实现有组织学科交叉中组织效率与生态活力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有组织科研；学科生态系统
一、问题的提出
学科作为知识范畴、规训制度与组织建制，构成了高校的基本架构。学科交叉是伴随知识的分化整合以及社会对复杂问题解决的新需求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科学活动，是两个及以上学科的动态融合过程。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途径，也是拓展学科新增长点和创新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自202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以来，有组织学科交叉逐渐成为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关键表现形态。有组织学科交叉具有鲜明特征：路径上强调任务驱动；动力上强调回应国家与社会重大战略需求；形式上以大规模科研团队为主，体现出成体系、高效率等优势。然而，受到知识体系的有机整体属性与组织架构的底部沉重特征影响，有组织的学科交叉路径也隐含着诸多可能的风险：理论上学科交叉主要源于学科自身知识创新发展的内生型动力，因此过度依赖强制动员的组织化交叉容易重“建设”轻“生长”，忽略学科交叉融合的内在机制与实质行动，从而削弱其可持续交叉融合生长活力，甚至使之陷入制度化困境与“单位制”窠臼之中。
大学的整体生态环境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根基。因此，如何在有组织推进学科交叉的同时，建构有利于学科自然交叉演化的自组织生态系统，以平衡学科交叉生态活力与组织效率，成为研究型大学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主流研究多聚焦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是什么”以及“如何有组织”等问题，对其具体运作机制解释不够，特别是基于实践案例的研究相对少见，导致日益繁荣的学科交叉话语及组织建设与贫乏的制度机制理论总结之间不断失衡。事实上，部分领军大学在学科治理领域中的实践探索已走在了理论研究之前，大量实践经验亟待学界予以关照与挖掘。
学科生态系统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科学，借此类比，学科被区分为学科个体、学科种群、学科群落、学科生态系统等不同层次。其中，学科生态系统是指围绕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等活动，将教师、学生、行政人员有序组织起来，通过资源输入、加工和输出而形成的自行组织、相对开放的生态系统。学科生态系统概念模型包含组织生态子系统和知识生态子系统两个维度，前者包括学科组织、组织种群、学科群落等要素，后者包括知识共享、获取、内化、创新等活动，两者的协同耦合推动了学科组织要素的有序化与自组织演化。学科是“大学的学科”，学科治理嵌入于大学治理之中，学科生态系统构成了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基质，因此一流学科建设与学科交叉活动应当基于学科生态系统开展。从学科生态系统的视角看，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核心正是通过一系列资源导入、组织创新与制度重构等手段来激活学科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与生态效应，培育生成具有自组织演化特征的学科交叉生态的过程。向亚雯构建的“知识-组织-社会”三维学科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社会协同子系统提出需求与提供资源，组织运行子系统则通过组织架构、组织文化以及制度等要素来分配社会资源，最终服务于知识生产这一内核子系统。
本研究依托学科生态系统理论，对三个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实践策略与过程机制进行深度解构，阐明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总结而言，本研究拟回应的问题是：研究型大学在有组织学科交叉实践中，应如何兼顾组织效率与学科活力？
二、案例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
根据目的抽样原则选取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三所大学作为案例，（见表1）原因有三：其一，三所大学均为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在最新的QS世界排名中均位列全球前50，学科门类齐全，交叉平台众多；其二，近年来三所大学面向科技前沿与社会需求，致力于多措并举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且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均体现出鲜明的有组织特征，与本研究主题十分适切；其三，三所大学均在其官方网站等平台上公开了丰富的涉及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文件、研究报告与相关动态，资料可获得性高，研究可操作性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外案例选择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并非偶然：一方面，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设立“国家研究能力中心”，长期支持战略性主题研究，营造了与我国类似的制度化推动学科交叉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亦表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构建了大量跨学科平台与新型科研组织，形成了典型的“有组织科研”范式。基于以上考虑，对三所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具体过程开展细致分析，将有助于理解与把握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机制，对丰富和深化学科交叉及有组织科研领域的理论体系及实践路向均有裨益。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从院校层面理解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运作机制，因此主要收集了案例大学围绕学科交叉发布的政策文件、研究报告、项目文档、新闻稿件以及相关的组织架构、管理指南、人事安排、招生简章、招聘方案等材料，所有资料均通过官方途径获得，保证了权威和准确性。就国内案例而言，针对资料中提及的重点信息和疑问之处，研究团队联系对应高校学科建设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针对性访谈，弥补二手资料灵活性不足的缺点；就国外高校而言，受制于研究条件难以进行直接访谈，本研究进一步收集了与案例高校学科交叉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资料，对原始案例素材进行对照补充。案例对象及其资料收集情况如表2所示。
在分析策略方面，参考经典质性研究方案，首先对第一个案例采取“微分析”处理，即在考虑研究资料丰富度的基础上重点关照首个案例（浙江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策略部署及其着力点，对其具体措施进行详细的“显微镜式”观察，并凝练相关研究概念及建构基本解释模型。在此基础上，逐步纳入其他案例（上海交通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不断比较中修正与重新撰写理论模式，最终在资料与理论模式之间进行比较对话，概括得到“与任何案例都不完全吻合，但对每一个案例都具有解释力”的模型。具体分析流程与首个案例资料编码情况如图1与表3所示。
对首个案例进行微分析编码凝练出有组织学科交叉的基础条件、目标指向、实践策略三个核心维度：其一，基础层面突出研究型大学进行有组织学科交叉的优势条件与阻力因素；其二，目标层面则围绕交叉人才培养、交叉学科建设与交叉科学研究三个维度展开，既涵盖了培养模式、经费支持与项目计划，也涉及课程与教材建设、新兴学科布局，以及多学科研究与高能级平台建设等；其三，实践层面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策略，体现在资源投入、组织变革与文化营造等不同维度。
三、有组织学科交叉的目标指向与实践策略
基于对三个案例编码的统筹分析，研究逐步明确了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基础条件、目标指向与实践策略。在基础条件维度，研究型大学兼具学科交叉的优势与阻力，前者体现为学科门类齐全、结构层次多样、学科协同联动发展以及学科交叉平台集聚等，后者则体现为在评价体系、合作模式、文化氛围、需求回应等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些内容在已有研究中得到了大量关注，因而不再赘述，而是集中阐述目标指向与实践策略两个维度的具体内涵。
（一）目标指向：打造自组织学科交叉生态系统
1.“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三位一体学科交叉生态系统目标。三所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直接目标是实现交叉人才培养、交叉科学研究与交叉学科建设之间的同步联动，构建起“三位一体”的学科交叉生态系统。（见表4）如上海交通大学在《推进高校科研组织模式变革从何处着力》（SJTU-c-8）中提到“把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有效结合起来，提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后备力量”，浙江大学强调“充分利用学科综合优势打造交叉人才培养和研究创新高地”与“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培养面向未来、解决综合性重大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为支撑（ZJU-a-10）”，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尽管没有明确的学科建设话语，但其交叉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也呈现同步联动特征，例如其人工智能中心承担着开展高水平研究、培养高层次人才以及推动跨学科知识积累等多样性任务。在有组织学科交叉视野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之间具有自组织内生演化的特征，以博士研究生为主的高层次交叉人才培养有助于推动交叉科学研究的前沿突破，面向前沿交叉领域的科学研究为培养交叉人才提供了丰富的问题指引与资源支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又进一步成为交叉学科生长发育的重要基础，三者共同构成了学科交叉生态系统的关键目标指向，协同推动学科整体水平和创新活力提升。
2.“知识创新生产+制度创新建构”的学科交叉生态系统内核。支撑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生态系统自组织运行的内核要素表现为“知识创新生产”与“制度创新建构”。一方面，就作为知识范畴的学科而言，推动学科交叉的意义在于从学科的交界与边缘处寻找到新的知识增长点。因此，知识的持续性创新生产成为支撑学科交叉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关键驱动因素，也是研究型大学有组织推进学科交叉的核心使命。另一方面，就作为组织建制的学科而言，有组织学科交叉的意义在于打破原有以院系为特征的学科组织模式，探索服务于学科交叉的新型制度体系，实现学科组织形式、决策程序、治理方式、激励制度等与交叉知识生产模式相匹配，进而构建有利于一流交叉人才培养、一流交叉研究开展与一流交叉学科建设的学科交叉生态系统。就实践而言，知识创新生产与制度创新建构始终是有组织学科交叉的关键所在，其在浙江大学案例中表现为“不断探索重大领域交叉前沿方向”与探索“项目制学科交叉治理方式”（ZJU-a-4）及“重构会聚型交叉研究平台”（ZJU-c-13）等，上海交通大学“全力推进科研机构改革，建立了学术发展、前沿研究、先进技术、质量管理、区域创新等职能板块，实现了有组织科研的全口径和全链条科研流程覆盖，形成了一套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完整管理体系”（SJTU-c-8），均反映出“知识创新生产+制度创新建构”作为有组织学科交叉的核心目标取向。
（二）实践策略：资源、组织与文化多元驱动
实践策略反映了研究型大学在有组织学科交叉中的共性举措与普遍经验，本研究发现三所研究型大学采取了资源保障、组织调试和文化引领等多种策略，详细的案例引证如下。
1.保障型策略：资源要素的集中投入。研究型大学将有组织学科交叉定位为回应重大战略需求、培育新兴学科生长点以及适应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重要举措，形成了以资源要素集中投入为核心的保障型策略。集中投入的资源既包括显性的专项经费与资金支持，也包括博士生名额指标、科研人员互聘、平台服务、科研设备、成果转化渠道等其他资源的倾斜配置与共享等。在实践案例中，浙江大学通过系列支持性措施促进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发展，建立了全方位的学科交叉资源保障，例如为每个“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提供3年100万元的资助（ZJU-a-5），针对博士学术新星“提供专项支持经费，优化导师交叉研究博士生名额等”（ZJU-a-13）；而上海交通大学则提出建立“学科交叉专项支持资金，学校统筹设立‘交大2030’创新计划，其中B类实验类项目经费高达500万元/项”（SJTU-c-1）；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通过人才启航计划、奖学金计划和蒲公英奖等多种类型投入为交叉人才培养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ETH-d-2），均反映出面向学科交叉融合的资源要素集中投入策略。
2.调试型策略：组织架构的深度调整。以交叉融合为特征的组织架构更新调整构成了当前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调试型策略，其目标是打破传统的学科组织壁垒，建立能够契合学科交叉特征、服务学科交叉活动的新型组织模式，包括制度创新、架构调整、机构设置与人事体系等维度。三所研究型大学均面向学科交叉设置或重组部分新职能机构，典型案例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能力中心理念下新设置人工智能中心，致力于“构建和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关键节点行业合作伙伴网络”（ETH-d-1）；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在制度更新、机构设置、管理变革等方面采取行动，如浙江大学“成立学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交叉学科建设工作组”（ZJU-a-4）、“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建设工作组”（ZJU-a-5）、“交叉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ZJU-a-7）、“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领导小组”（ZJU-a-15）等协调机构，上海交通大学则成立“医学院学科交叉工作领导小组与工作小组，统筹协调与整体推进学科交叉各项工作”，创新性推出“‘4+4+X’医工交叉、‘MD+PhD’双博士培养新模式”等（SJTU-a-3）。
3.引领型策略：交叉文化的广泛营造。引领型策略以文化理念和评价体系为举措，旨在激发科研人员内在的学科交叉驱动力和主动的交叉研究响应力。一方面表现为建立跨学科学术交流品牌、开展各类交叉论坛活动，通过科普讲坛、交叉论坛、科学家沙龙等活动凝练重大问题、宣传促进跨界交融的学科组织文化，建立以“交叉-前沿”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打造出有利于交叉学科生长的软环境；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符合交叉成果要求的交叉评价体系方面，诸如探索深化代表作成果评价机制、推进学科评估成果统筹、建立有利于学科交叉的人才考核制度与成果互认制度等，逐步构建起有利于学科交叉的评价规范。从案例实践来看，浙江大学积极“营造学科交叉合作氛围，改革教师评聘考核体系，激励教师从事学科交叉教学科研工作”（ZJU-a-4）；上海交通大学通过“科普讲坛、交叉论坛与科学家沙龙等学术活动”（SJTU-c-8），有效激发高校内部的创新活力；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也采取“举办跨学科、跨部门研讨会等活动，汇聚顶尖学术交叉领域研究人员，推动开展交叉前沿研究工作”（ETH-d-2）。
四、有组织学科交叉的运行机制：优势激活、资源平衡与生态赋能
运行机制是在实践策略基础上对有组织学科交叉动态过程的进一步概括，致力于揭示学科交叉的动态规律、因果关系和内在原理。立足“研究型大学在有组织学科交叉中如何兼顾组织效率与学科活力”这一核心问题，借助对案例的比较分析，本研究提出优势激活、资源平衡与生态赋能等多重机制，有助于实现有组织学科交叉中组织效率与生态活力的动态平衡。
（一）激活学科基础优势
立足自身学科优势，激发学科基础中蕴含的内在交叉活力，是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首要任务。在社会需求推动与知识生产模式更新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研究型大学能够通过自由探索路径实现部分学科交叉成效，但自由探索路径缺少效率，难以快速成体系地回应国家战略需求，而有组织的学科交叉能够迅速激活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基础优势，更加高效地破解学科交叉难和不愿交叉的难题。研究型大学通过激活已有的学科基础优势，将潜在资源转化为学科交叉融合的动力过程如下。一是资源倾斜投入与组织架构调整，逐步激发科研人员主动交叉的内生动力。特别是通过一系列新平台、新机构、新规划（如浙江大学交叉基础研究院和“创新2030”计划）等，部署和聚集开展交叉研究的创新资源，有效激发科研人员自发开展学科交叉的内生动力。二是以试点试验为基础，建立针对性引导机制。研究型大学依托门类齐全、层次丰富的学科基础，针对性建立学科交叉的引导机制，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选择“医工交叉”为突破重点，围绕医学学科和工学学科开展交叉试点，浙江大学则以“医学+X”为试点，推动学科间资源整合与功能互补，实现从学科、学科群、跨学科平台到交叉学科生态的转型升级，构建起具有差序特征的学科交叉生态系统。三是重大复杂问题牵引，激活学科交叉新需求。注重在多学科之间寻找知识生长点，聚焦前沿交叉方向和战略重点领域，以真实复杂问题汇聚学科资源和激发学科交叉活力。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国家研究能力中心（NCCR），围绕对瑞士学术格局、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主题开展研究，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二）平衡学科资源配置
资源是指在社会活动中被赋予价值意义的各类物质和非物质要素。组织效率强调通过制度化安排和资源的集中配置实现重点领域的快速突破，而学科活力多依赖自由探索和多样化发展，需要分散且持久的资源支持，二者之间的矛盾引致了有限资源配置的权衡考量。综观三所高校，资源配置并非单一的集中或分散，而是通过一系列机制来调节资源在自由探索路径与有组织科研路径之间的流通与分配。其一，质量导向的内部再分配。对交叉人才培养与交叉科学研究的过程考核和结果评价决定了资源投向。通过将学科交叉质量与资源配置挂钩，避免了资源长期固化在某一领域，确保具有活力的交叉领域能够获得进一步支持。如浙江大学以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年度质量报告作为下一年度资源配置的依据。其二，有限资源下的分类配置。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也为自由探索预留空间，一方面，资源配置适度向重点学科交叉领域倾斜，确保在有限条件下形成集中攻关合力，提高组织效率。另一方面，设立前沿探索区（上海交通大学）、交叉种子基金（浙江大学），鼓励新兴交叉领域的自由生长。其三，兼顾存量统筹与增量共享。学科交叉不仅依托校内专项基金、政府资源支持、国家战略计划等“纵向”支持，还进一步拓展面向学科交叉的资源供给，特别是吸纳行业企业等社会资源以支持学科交叉融合。在社会协作过程中实施人事互聘与设备共享，使人才、资金与设备在校内外、自由探索与组织化攻关之间双向流动。如上海交通大学依托“产学研协同平台”和“悬榜揭榜”机制，将企业资金、社会需求和科研任务引入校内，实现学科交叉融合的资源存量与资源增量同步推进，资源统筹与资源共享多措并举。
（三）赋能学科交叉生态
在优势激活基础上，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进一步赋能学科交叉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活力。赋能是促进学科交叉自组织生态演化的关键。研究型大学围绕有组织学科交叉在知识引领、组织协调、社会协作、文化认同等方面开展多重能力建设，服务提升学科交叉生态系统的活力与效率。其一，知识引领赋能为学科交叉提供了前沿异质性知识的组合与创新基础，如浙江大学近年来连续出版《重大领域交叉前沿方向》报告，“分析不同交叉领域的发展态势与竞争格局，凝练形成多个交叉前沿方向，为开展交叉研究提供知识引领”（ZJU-d-3）；其二，组织协调赋能旨在为学科交叉导入与分配有价值的学科资源，帮助建立兼具学科属性和交叉特性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基础，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构建多个研究能力中心，“构建卓越研究网络，强化关键交叉领域的长期研发和创新活力”（ETH-b-1）；其三，社会协作赋能则驱动学科交叉拓展至大学场域之外，通过与科技园、创新企业、重点实验室等合作实现“大学-产业-政府-社会组织-虚拟网络”多元主体参与的交叉生态体系，浙江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分别积极参与到之江实验室和张江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同时还积极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共建研究中心，推动产学研深入融合；其四，文化认同赋能为学科交叉生态提供了共同认知参考框架，为消解学科交叉中的组织冲突提供一致性的文化与价值基础，为学科交叉生态的长期自组织演化提供了基础动力。（见表5）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案例分析，探讨了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优势基础、实践策略及其背后蕴含的运行机制等问题。分析发现，研究型大学将“有组织”视为提升学科交叉效率的过程策略而非终极目标，其目标是构建具有自组织特征的学科生态系统。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型大学采取了资源保障、组织调试和文化引领等实践策略，并借助优势激活、资源平衡与生态赋能等多重机制，兼顾了组织效率与学科活力。研究提出以“基础-策略-机制-目标”为关键维度的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运行机制阐释模型。（见图2）
针对上述模型中涉及的关键要素，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展开简要讨论。
一是学科交叉中组织效率与生态活力的关系。规范有序与激发活力是教育强国建设中需要把握的重大规律性关系之一。在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实践中，上述关系表现为有组织效率路径与自组织生态活力的矛盾。已有研究指出，学科交叉需要从自由生长式的兴趣驱动转向统筹谋划式的任务驱动，加快形成建制化、成体系的有组织模式；但过度组织化也可能窄化现实中更为多样化的学科交叉形态，影响到学科交叉的成功运行。本研究基于三所研究型大学的实践案例指出，有组织学科交叉应当被定义为构建学科交叉生态系统的效率路径而非最终目的。当组织手段及其话语体系从学科交叉融合过程转变为交叉学科建构的目标任务时，有可能造成学科交叉生态活力缺乏等问题。因此，有组织的学科交叉并不意味着要有组织地建设某个学科或有组织地介入到学科交叉的微观过程，相反，更重要的是要创设能够促进交叉融合的学科生态系统，使不同学科在生态化的平台上自主地交叉融合，如此才能提高学科交叉的长期发展活力。
二是学科交叉中自由探索与有组织路径的资源平衡。在社会活动中，权力和资源处于核心地位，权力的运用以资源为基础，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学科交叉的路径与成效。在自由探索路径下，高校资源以学科为单位自上而下配置，学科发挥着组织建制与资源分配的功能。在有组织学科交叉路径下，资源通过交叉研究中心、研究院、重大任务、关键计划等组织形式，在经过选择的重点领域和方向进行集中配置，这无疑是提高了资源配置与使用的效率。但高校用于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资源总量通常是有限的，新的资源需求必然会“挤压”传统学科的资源配置。资源配置中的矛盾意味着需要将学科交叉作为学科资源集聚整合、流动创新与价值创造的新载体，而非与传统学科争夺资源的“新事业”。因此，在围绕学科交叉的资源配置中，不能以有组织的名义“厚此薄彼”地对传统或边缘学科进行资源掠夺，特别是防止贸然裁撤部分弱势学科，避免破坏学科交叉融合的生态基础。学科交叉不是占有和分配资源，更不是对顶级学术资源或平台的“锦标赛”式争夺与垄断，而是对分散的资源进行汇聚、整合、开放、共享，以实现学科资源自适应地流向最需要的研究领域。另外，学科交叉过程中需要统筹与拓展各类资源，做好资源增量工作，如浙江大学与之江实验室合作以获得社会性资源等，这些校外资源通常聚焦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不太关注学科的界限，因此能够更有效地支持学科交叉研究。
三是“知识-组织-社会”三维框架在学科交叉中的适用性及补充。以“知识-组织-社会”为内涵的学科生态系统理论框架，阐释了学科知识生产、组织运行和社会协同之间的关系机理。从发展阶段来看，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根本动力来自其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单一学科的能力，因此以学科为特征的知识生产与组织架构模式需要依照问题需要进行变革，并由此驱动学科从分化走向整合。由此来看，“知识-组织-社会”学科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在学科交叉研究中具有适用性，能够解释学科交叉的动力机制和发展逻辑。在该框架中，组织维度包含了组织架构、组织制度与组织文化等内容，但是从本研究的案例实践来看，交叉文化的营造与认同是有组织学科交叉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策略及赋能方式，是有效增进交叉合作意愿、激发主动交叉动力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组织架构改革。因此，从理论扩展的意义上，本研究基于案例得到的启示在于进一步将文化要素融入学科生态系统理论体系，构建“知识-组织-社会-文化”解释性框架，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建立起与学科交叉关联密切的研究者网络，提升学科交叉的自主性生态动力。
（二）未来展望
基于前述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实践启示：一是就国家宏观层面而言，在有关学科建设的政策设计中应兼顾有组织学科交叉中效率与活力的辩证关系，明确以有组织交叉路径服务自组织生态建构的逻辑关系，尊重学科自身分化、综合、联结、演化的生态规律，发挥好学科交叉生态系统的优势；二是就大学中观层面而言，需要遵循学科治理逻辑，实施需求牵引、资源驱动、改革加速、文化内生的学科交叉行动，发挥好激活学科优势、平衡资源配置与赋能生态建构的功能，逐步从学科交叉具体微观事务中退出，专注于健康和谐学科生态系统的顶层设计，避免为了“有组织”而有组织或将“有组织”本身作为学科交叉的目标；三是就学科微观层面而言，有组织学科交叉中既要关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等直接目标，畅通“人才-科研-学科”循环，也要切实做好学科交叉知识生产和制度建构等内核创新，始终维持好学科交叉生态系统的开放态势与活力，呵护好来之不易的学科生态系统。概言之，立足学科基础优势，发挥好有组织效率特长，深度赋能具有自组织演化功能的学科生态系统，学科交叉成效自然水到渠成。
（王良，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郭雨欣，通讯作者，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