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教育学话语权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更是新时代引领全球教育潮流、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内涵丰富而深刻，具有主体性根基、对话性张力、价值性辐射等特征。它的生成逻辑主要涉及话语体系、话语创新与话语传播三个方面：以话语体系为基础，夯实学科根基与文化合法性；以话语创新为动力，确保理论特色与实践回应力；以话语传播为手段，实现价值传递与影响力扩散。以此为基础，要提升中国教育学话语权，需要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深化主体叙事框架；创新中国教育学话语生产机制，打造原创理论范式；拓展中国教育学话语传播网络，增强国际辐射效能。
关键词：中国教育学；教育学话语权；国际影响力；生成逻辑；提升路径
在世界知识格局发生变动的背景下，教育学话语权成为衡量一国教育理论自主性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由此可见，提升中国教育学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传播好中国教育声音，阐释好中国教育特色，成为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然而就现状而言，中国教育实践的国际能见度与中国教育学话语的理论穿透力之间却存在着显著断裂。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依然主导着教育学的概念框架与价值评判，中国教育改革的鲜活经验或被简化为异域案例，或被解构为西方理论的注脚。这种话语权的不对称性不仅制约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在深层次上折射出非西方文明在现代教育学知识生产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进一步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专门性研究还较为缺乏，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教育学虽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依然“处于无话语权的尴尬境地”，存在“西强我弱”“话语逆差”等顽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相对有限。基于此，本研究尝试突破传统话语权研究的“冲击—回应”模式，转而从内生性视角分析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逻辑，提出提升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内涵特征
“话语”（discourse）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发轫于西方语言学领域。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奠基性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开创性地提出“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二元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创见经由后续学术演化逐渐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话语”学术术语。在语言学领域，话语作为思维符号与沟通媒介，通过陈述行为转化为某种独特的存在形态。它往往被解释成言语交际、口头表述、公共演说、逻辑论证与叙事建构等，基本表征为“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传统语言学将话语简约为信息传递工具的理论预设进行了根本性质疑。他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话语是社会互动的一个基本符号，“是特权的基点”。米歇尔·福柯着重阐释了话语实践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共生关系，将分析重点从表层的语言符号系统转向深层的权力运作机制。他特别强调话语的社会建构性特征，指出话语系统不仅反映既有的社会关系，更通过规训机制和知识生产参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过程。
由此，米歇尔·福柯将“话语”这一语言学概念和“权力”这一政治性概念结合在一起，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并在其演说《话语的秩序》中第一次提出“话语权”概念，深刻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权力通过话语建构知识、界定真理、划分正常与异常，从而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话语权不仅体现为“谁有资格说话”，更关乎“何种话语被认可为真理”，是权利与权力、资格与权威、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话语权利在本质上指向行为主体在话语实践场域中享有的自主表达空间与法理资格，具体体现为基于规范性制度所获得的正当言说自由；而话语权力则指向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行为主体通过制度性安排、符号资本运作或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对客体施加的多维影响，即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表征着行为主体对话语的掌控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话语权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拓展，认为其是能力、权利与影响力的有机统一，分别指向话语生产能力、话语资格权利与话语影响力。三者相互关联、辩证统一。话语生产能力是基本前提，话语资格权利是重要保障，话语影响力是最终结果。话语生产能力为行使话语资格权利提供智力支持，话语资格权利为转化话语生产能力创造平台，而话语影响力则是话语生产能力与话语资格权利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代社会，“话语权”的运用以及其核心旨归更偏向于“话语权力”，也就是说，基于话语来使用与象征权力，想要实现的是话语的影响力。作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话语权也体现为在特定领域中经过知识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形成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如此，将“话语”“话语权”放置于教育学学科中进行探讨，便有了教育学学科的独特意蕴。再加上“中国”的限定，中国教育学话语权就是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将教育学话语的影响力指向全球范围。具体而言就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语境下，立足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自主性理论创新与实践智慧输出，在国际教育领域形成解释力、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有机统一。其本质是在全球教育治理格局中确立中国教育学的学术主权与文化自觉，既根植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教育传统，又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实践逻辑。这种话语权不是一种文化霸权，而是期望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动态共生，重塑全球教育治理的传统格局，迈向教育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主体性根基。主体性是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根本属性。国家与民族的主体性深深植根于跨文化传播之中，缺乏本土文化基因的中国教育学难以实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际传播目的。所以，中国教育学话语权强调的是基于中国的文化经脉和教育实践形成的具有中国属性、中国标识、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话语所产生的影响。它不是国外的教育学话语取得的话语权，也不是经由改造国外的教育学话语取得的话语权。中国教育学话语权首先是“中国的”，是基于中国问题、回应中国问题形成的教育学话语所产生的解释力、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中国教育学提出的思想、理论等不关照人类普遍性的教育问题，恰恰相反，“中国教育学必然根植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命意涵，而又传达出对人类普遍性教育知识与真理的追求”。这样，中国教育学才能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基于本土文化基因与当代教育实践构建具有辨识度的理论体系，从而在人类教育文明长卷中留下独特的东方韵味。
第二，对话性张力。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对话性张力，本质上是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辩证统一。在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中国教育学既不是要简单否定外国教育理论，也不是要追求单向度的输出，更不是要制造对抗性的话语壁垒，而是要开展以双向重构为内核的文明对话。其目的在于，消解“中心—边缘”的传统霸权结构，形成教育智慧双向流动的新秩序。如此，既能丰富全球教育知识体系，又能推动本土理论的自觉与成熟，达成中外教育学的共荣共生。这正如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描述的那样：“在成功的谈话中，谈话伙伴都处于事物的真理之下，从而彼此结合成一个新的共同体。谈话中的相互理解不是某种单纯的自我表现（Sichausspielen）和自己观点的贯彻执行，而是一种使我们进入那种使我们自身也有所改变的公共性中的转换。”因此，以对话消除隔阂，促进传播主体与接受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实现理论创新与知识共享的有机协调，进而增加教育领域中的公共知识供给，将助力中国教育智慧成为人类文明互鉴的重要维度。
第三，价值性辐射。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中国向世界人民递交了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的核心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制度藩篱和意识形态界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系统提出了涵盖发展模式、安全 架构、文明互鉴等领域的完整体系，为解决全球治理效能不足提供了非西方中心的解决方案，展现了社会主义大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责任担当。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构想已被载入联合国多份决议文件，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转化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实践行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中国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鲜明旗帜和行动指南，也从根本上明确了争取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核心价值观念。从学理层面上讲，这里所说的价值性辐射的核心在于通过教育学话语的构建与传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转化为教育领域的实践准则与行动纲领。在争取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过程中，以共同价值为纽带、以互利共赢为原则，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以达成提升中国教育学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为全球教育变革注入“和合共生”价值理念的愿景。
二、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逻辑
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植根于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教育智慧，萌发于近代教育现代化的转型阵痛，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历史性突破。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涉及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平台、话语对象、话语效果等多个要素。不管从何种角度而言，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都是一个多维度、动态化的复杂过程。基于内涵的解读，本研究从内生性视角认为，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是以本土教育学话语体系为根基，通过跨文化对话实现自主性话语创新、系统性话语传播以及全球性价值认同的过程。具体而言，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为（如图所示）：以话语体系为基础，夯实学科根基与文化合法性；以话语创新为动力，确保理论特色与实践回应力；以话语传播为手段，实现价值传递与影响力扩散。其中，话语体系和话语创新影响甚至决定着传播内容的价值；而话语传播的效果，即话语的接受度，能够进一步对话语体系与话语创新产生积极的反馈作用。
（一）话语体系：生成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前提基础
话语体系以“话语”为基本单元，是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的“话语群”，是“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从形式上来看，话语体系是一套语言符号系统，是思想观念的外在表达，包含“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的形式和技巧问题。从实质上来看，话语体系蕴含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特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是其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文化模式等的综合反映。总结而言，可以将话语体系描述为涵盖认知模式、表达技巧与实践逻辑的复合系统，关涉“如何思考、如何表述、如何行动”等命题，能够集中反映特定群体的价值选择、表述偏好与行动趋向。其本质在于通过语言符号的组织与运用，实现思想表达、知识建构与文化传播的功能。话语体系与话语权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脱离系统性的话语构建，话语权便如无源之水；缺乏话语权的支撑，话语体系也难以彰显其价值。换句话说，话语体系构建是生成话语权的坚实基础，生成话语权是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追求。如果没有话语体系兜底，那么话语权就无从谈起。对于教育学学科而言，话语体系不仅是学科知识的载体，更是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互动的纽带。它通过规范化的教育学术话语、本土化的教育实践话语以及国际化的教育对话话语，构建起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部认同基础。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特别是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打破西方教育学话语垄断、推动本土理论发展的关键途径，也是提升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话语体系构建可以夯实生成话语权过程中的学科根基。当学科形成具有文化辨识度的概念群、元理论和方法论时，便能在国际对话中构筑起稳固的学术阵地，使话语权争夺从零散的观点交锋转化为体系化的范式竞争。这种基于学科根基的深层构建，正是打破话语垄断、重塑知识秩序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教育学而言，专业术语的规范化凝练可突破概念借用困境，形成学科专属的阐释逻辑；特色理论的系统化整合能够超越经验叙事的层面，依托解释教育现象的核心命题群，形成不可替代的理论解释力；方法论的学科化创新，如开发类似课堂民族志、教育叙事等特色研究方法，强化教育研究的本体适切性。这种系统性的话语构建使中国教育学既能保持学科内核稳定，又能通过话语输出参与学术对话，为生成话语权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话语体系构建可以维护生成话语权过程中的文化合法性。文化合法性不仅涉及话语内容的正当性，更关乎其与特定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深层契合。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长期压制非西方文化的表达空间，致使文化主体性逐渐弱化并引发认同危机。我国虽然拥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传统，但是当前教育学领域对本土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挖掘仍显不足，尚未构建起具有文化意涵的符号体系与概念框架。此时，系统构建本土话语体系，以文化内生逻辑打造叙事框架，将传统思想资源与现代教育实践进行有机整合，有助于形成既具独特性又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当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诠释教育公平、以“学思结合”“博学审问”等解读学习观时，中国教育学话语便显现出内生性发展脉络，而非对西方的简单模仿。当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真正实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时，文化合法性便自然转化为话语说服力，为生成话语权提供持续性保障。
（二）话语创新：生成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动力引擎
话语体系侧重话语结构的稳定性与系统性，是话语存在的制度性基础。话语创新则侧重对既有话语内容、形式、功能的更新与突破，以保持话语的生命力与活力。它既不是对旧话语的全盘否定，也不是简单的词汇替换或形式变化，而是在传承与批判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学科演进规律以及实践变革趋势，在知识生产、理论建构和意义表达等方面进行创造性变革，从而更精准地阐释现象、解决问题并推动学科进步。话语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生成话语权的重要驱动力。若缺乏自主的话语创新能力，或所产出内容缺乏原创价值，则难以在相关领域建立影响力，话语权的生成便会失去源泉。进一步来说，这种话语创新能力集中体现为原创能力、实践引领能力、解构话语霸权的能力以及为世界发展提供理念的能力。就中国教育学而言，话语创新实质上是教育知识生产的本体创新，具体指向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能力，以及发展具有原创特质、本土特征和普适价值的理论体系的能力。如此，才能将中国教育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通过概念工具等的创新实现话语的符号资本积累，为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提供持续动力。
当前，话语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支撑。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离不开教育学话语的创新，而这种创新需要在生产模式、研究范式和评价体系等多个层面得到保障。一方面，话语创新能够塑造理论特色，提升话语的吸引力。通过话语创新，能够更有效地生成、总结出具有传播价值的特色理论。中国教育学同样需要基于话语创新来形成自身的理论特色，才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在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凭借提出独特且富有创新性的教育概念、理论等，中国教育学可以吸引国际学者的关注，引发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与交流，从而在国际教育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圆融性”“整体性”“关系性”“系统性”思维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提炼出具有中华民族思维品质的教育话语，为世界教育贡献源自中国的独特视角与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通过跨学科融合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也有助于中国教育学研究突破固有范式的束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此类基于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话语创新，将会成为驱动中国教育学走向世界中央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话语创新能够回应实践需求，增强话语的解释力。话语为实践的体现，话语产生于实践之中。“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这表明，话语创新既基于实践，又回应实践。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是对中国教育实践持续回应的必然要求，也是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教育学话语的主要路径。它必然扎根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土壤，从教育体制转型、课堂教学变革、教育公平推进等具体实践中提炼核心概念与特色理论。比如：生命·实践教育学派通过扎根中小学课堂三十载，在动态教育场景中提炼出“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核心命题。这种基于实践、回应实践的话语创新路径，不仅能够提升中国教育学的本土适应性，也能为其走向世界提供有力支撑。
（三）话语传播：生成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直接手段
如果把话语体系当作相对静态的语法，把话语创新当作相对动态的言语，那么话语传播就是语法与言语在社会空间中的实践。这种实践既非对既定规则的机械复制，也非脱离结构的随意表达，而是在权力网络、媒介生态与主体意图的交织中进行的动态博弈。仅就话语传播与话语权的关系来说，话语这一实践活动自产生起就伴随着传播的发生，话语要经过传播才能被知晓，话语权的生成离不开话语传播。这是因为，“话语与权力互为依托，话语因传播而得以表达，权力的实现得益于意义的阐释，意义又因传播而得以赋权。”对此，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曾提出“传播即权力”的观点，认为权力主要根植于影响力，而影响力其实可以称之为一种说服，它常常要通过策略性的传播才能产生。若传播行为能够有效构建群体认同，此时，信息传递过程本身即转化为权力生成的过程。但是，话语受众并非被动地接受传播内容，而是基于自身的认知基础、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等对所接收的内容进行筛选与解读。当话语传播所传递的信息能够契合受众的内在需求，引发其情感共鸣、满足其知识渴求或符合其利益导向时，受众便更易于接受并认同这些话语。
话语传播作为生成话语权最为直接的手段，其本质是通过打造具有学科特质、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的表达体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从话语主体到话语主导权的跃升。对此，中国教育学要打造涉及策略、平台、主体等多方面的传播网络，才能在话语生产与话语传播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价值传递与影响力扩散。一方面，话语传播可通过关注受众的心理图式，传递共同价值。话语传播的本质在于通过精准对接受众的认知结构实现价值共鸣，这既需要遵循人类认知规律，更要重视文化心理的深层联结。心理学中的“图式理论”指出，人们在接收信息时会将新内容与既有经验网络进行匹配，若传播者能主动调用受众熟悉的符号体系、叙事方式或情感模式，便能有效降低信息解码的阻力。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教育共同体”等融合东西方智慧、兼具世界视野和中国特色的表述，使沿线国家在情感共鸣中理解蕴含其中的共同利益，获得了广泛认同。可见，中国教育学话语不能仅强调本土经验，更要突破单向度传播的局限，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优化叙事逻辑，从“他者”视角出发观照不同受众的话语需求，激活跨文化群体的认知共鸣，如此才能形成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话语传播可通过立体化布局突破物理边界，实现影响力扩散。在数智化时代，立体化传播通过构建多维度、跨媒介的传播方式，能够有效消解传统传播模式的物理桎梏。从空间维度来看，移动互联网技术将传播场域从实体空间拓展至虚拟社群，使信息能瞬时穿越地理边界。就媒介形态而言，文字、影像、直播、VR等多元载体的有机组合，不仅适应了分众化接收习惯，更通过多模态符号系统强化受众认知，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的“媒介即讯息”，媒介融合本身已成为意义增值的催化剂。可以预见，互联网、社交媒体、数字出版平台等多元传播形式，将有助于形成互动性与开放性并存的传播格局，这无疑为中国教育学话语影响力的提升开辟了新的路径，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提升路径
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不仅深刻揭示了话语权与话语体系、话语创新及话语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为进一步提升中国教育学话语权提供了学理依据。在全球教育深刻变革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提升中国教育学话语权既是应对全球知识权力格局重塑的战略选择，也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使命。这要求以主体性根基为原点，以对话性张力为抓手，以价值型辐射为目标，通过体系构建、话语创新与传播优化的多维协同，形成提升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合力。
（一）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深化主体叙事框架
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提升需要以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为根本支撑，通过深化主体叙事框架确立理论自主性。主体叙事框架的深化不仅是对西方教育学知识霸权的突破，更是在全球教育文明对话中确立中国坐标的基础工程。它要求将中华教育智慧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体系，在理论根基层面形成中国范式，在价值表达层面彰显中国立场，在实践创新层面贡献中国方案。当它能够系统阐释中国教育实践的内在逻辑，有效回应人类共同的教育挑战时，中国教育学话语权将获得根本性提升。
首先，深入挖掘传统教育资源，激活主体叙事的基因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教育实践形成了独特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筑就了主体叙事的深层文化基因，能够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纵向维度上，可对书院教育、科举制度、蒙学体系等制度遗产进行历时性分析，推动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横向维度上，可对地域性教育传统、民族教育智慧以及不同思想流派的教育主张进行整合，如整合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的育人观、学习观和道德观，形成多元互补的思想资源。这种挖掘与激活不是简单的概念移植，而是通过现象学揭示传统教育智慧的本真性，再经诠释学实现其现代转化，使主体叙事获得文化经脉的滋养。
其次，打造核心价值符号体系，强化主体性叙事的逻辑链。具体而言，可通过话语分析、抽象概括、理论思辨、分析综合等方式，生成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逻辑、命题、思想，阐释、论证其生成机制、机理。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注重提炼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核心价值符号，例如“立德树人”“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等，将其作为主体叙事的逻辑支点和文化标识。同时，通过建立系统化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能够增强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内在逻辑性和自洽性，使其能够清晰地表达教育的本质规律和发展方向，有助于提升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教育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第三，整合跨学科知识谱系，完善主体叙事的结构网。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将多门社会科学集结在一起，形成一些共同的研究规划”。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不仅需要捍卫自身的主体性、自主性，也需要突破学科壁垒，在文明对话层面实现知识整合。一方面，应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为核心，整合中华优秀教育传统、西方批判教育理论以及当代科技成果等多元知识源流。另一方面，要开拓教育研究的新空间，在教育学与传统学科、新兴学科的对话中丰富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资源与条件，通过关系性联结形成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创新中国教育学话语生产机制，打造原创理论范式
当前，国际教育学界普遍存在理论依附现象，中国也习惯于做跟随性研究、阐释性研究，不善于提出自己的概念、范式等，这导致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创新性略显不足。对此，可通过创新话语生产机制，生成植根于中国教育实践的原创理论，推动中国教育学由知识消费转向知识生产，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贡献，实现从教育实践大国向教育理论强国的跨越。这需要在生产模式、研究范式和评价体系等多个层面进行革新。
首先，建设协同创新平台，促进多元主体的知识共创。这需要突破以高校为单一主体的线性研究模式，打造“政-研-学”三位一体的话语生产共同体。更细致地说，可通过设立教育理论创新实验室、教育智库联合体等新型组织，将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经验、学术机构的学理研究、一线教师的教学智慧进行有机整合。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新教育实验通过联结数千所实验学校，将基层课堂创新的经验提炼为理想课堂的六维度与三境界，实现了实践智慧向学术话语的跃升。另外，协同创新平台需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可运用数字技术搭建教育案例数据库，使理论生产始终扎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鲜活土壤，形成经过实践考验的有价值的知识。
其次，发展跨学科方法论，重塑教育理论的生成路径。在方法论层面，可将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科学进行有机结合，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研究范式。一方面，激活知行合一、中庸之道等传统哲学思维，发展教育行动研究、叙事探究等质性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创新教育实证研究技术，运用脑科学、大数据等手段深化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知。当前，教育大数据平台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不仅涵盖传统学情数据，更整合眼动追踪、生物特征传感等新型数据源，借助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算法，可精准识别学习路径的潜在模式及其转化机制。这种跨学科方法论的突破，能够推动教育学研究从经验归纳向机制解释跃迁，增强中国教育理论的解释力与普适价值。
第三，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培育有利于理论创新的制度生态。对此，需构建以问题导向、实践价值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避免走进优绩主义的陷阱。在国家层面设立教育学原创理论专项基金，对扎根中国教育改革重大问题的长期研究给予持续支持。在学术评价标准中可增设实践转化指数，将理论对课程标准修订、教材建设、教师发展等的实际贡献纳入考核体系。同时，要建立理论创新保护机制，对主体教育、情境教育等本土原创概念进行知识产权确权，防止学术成果在国际传播中被误读。总之，通过制度革新激发学术共同体的理论自觉，才有可能推动中国教育学成为解释和指导全球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
（三）拓展中国教育学话语传播网络，增强国际辐射效能
中国教育学话语权的提升不仅需要体系构建与话语创新，更需打造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传播网络，以精准高效的传播策略突破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信息茧房。对此，可从传播平台矩阵优化、传播对象精准触达、传播主体协同联动三方面入手，推动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国际化传播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建构，从局部发声走向全球共鸣。
首先，优化国际传播平台矩阵，丰富多维话语输出渠道。国际传播网络的效能首先取决于平台载体的覆盖面与专业性。一方面，依托现有国际组织与学术平台增强中国教育学的制度性存在，积极投入到相关教育制度、规则、标准的制定中去。例如，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WCCES）等平台，系统发布中国教育政策白皮书、学术成果报告，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议题设置。另一方面，打造自主可控的国际化传播载体。鼓励国内相关机构创办教育学国际学术期刊，支持清华大学创办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北京师范大学创办的Beijing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等本土英文期刊进入SSCI索引，推动“中国教育在线”国际版建设，积极承办国际性教育学术会议，形成集学术期刊、数字媒体、国际会议于一体的传播矩阵。此外，可借鉴“鲁班工坊”职教品牌的出海经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教育研究合作中心，使学术传播与教育实践协同推进，增强话语落地的实体支撑。
其次，形成分众化、区域化传播模式，提升话语的适配性与接受度。国际传播需突破一刀切模式，针对不同区域与文化语境设计差异化策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应聚焦教育扶贫、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实践性议题，通过南南教育合作输出中国的相关经验，凸显中国教育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发达国家而言，则需强化理论对话与范式创新，如通过PISA上海模式的成功经验深入阐释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方法论价值，推动中国本土的理论范式进入国际主流学术圈。同时，还可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国际受众画像库，动态分析各国教育决策者、学者、公众的关注焦点，促进传播内容的精准投放与动态调整。具体而言，可采用当前国内外教育受众喜闻乐见的直播互动、数字故事、数字课堂等智能传播形式，减少沟通障碍，增加传播亲近感，引发情感共鸣，增强国际受众对中国教育学思想文化观念的认同。
第三，设计多主体协同的传播方式，推动多层面的国际交往。政府、学界、民间需形成传播合力，通过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在全球开展多个层面的交流合作，以增强中国教育学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首先，以组织传播为关键途径。组织传播主要指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一方面，积极推进政府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定期开展政策磋商与项目对接，以官方权威渠道精准传递中国教育学的核心主张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嵌入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国际性教育研究网络，利用其多元化的合作平台拓展中国教育学的影响力。其次，以群体传播为重要支撑。群体传播主要指组织以外的小群体传播活动、民间特别活动等。通过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等教育组织的行动，开展国际联合研究项目、国际学生交换与联合培养等，推动中国教育学思想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交流。最后，以人际传播为补充方式。目前，“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学者还非常少”。针对此种情形，中国的教育学者可借助多种方式积极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合作，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教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
（和学新，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张迪，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