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向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客观认识我国教育关键评价指标的优势与不足。参考教育公平、质量水平、服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4维度15项指标的教育强国评价体系，对我国与美国教育系统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显示，有3个指标我国领先、3个指标有望接近美国、6个指标我国有望继续提高并缩小差距；通过无量化测算，我国的教育强国指数综合值已经达到美国的79.8%。这表明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但中美之间在多数指标上尚存一定差距，因此建议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三教融通，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从而实现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新突破。
关键词：教育强国；关键指标；中美对比；教育质量；综合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对强国建设作了全面系统的安排部署，其中两次提到“教育强国”。一是在2035年的总体目标中，提出“建成教育强国”，在该报告的英译本中，译为“Become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二是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译为“Build a strong educational system”。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
目前，国内关于教育强国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题展开：一是关于教育强国内涵的研究。从本体论、功能论、语境论分别对教育强国作出概念界定。二是关于教育强国特征研究。对标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从发展水平和贡献能力两方面把握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状况。三是关于实现教育强国建设路径研究，注重当前与长远结合、综合施策、优化学校布局。四是关于教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教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分为自身发展水平和满足需要与引领创新能力两部分。
教育强国相关研究涉及的主题相对宽泛，对于增进教育强国的认知和目标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已有研究相对缺乏运用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中美教育系统整体发展状况，导致不能相对科学合理地判断。因此，本研究聚焦的研究问题为中国、美国教育强国评价指标对比情况如何？原因是什么？相比美国，我国教育系统继续需要巩固的优势、亟须完善的领域，从而为支撑2035年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产生逻辑
1.学术逻辑。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教科院”）马晓强教授领衔的教育强国研究团队研发的教育强国3.0评价指标体系中4维度17项指标。该项指标体系开发具有科学性，其依据教育强国内在要求和建设规律研制而成。但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研究未选取教育基尼系数、累计诺贝尔科学家奖和菲尔兹奖获奖人数所占比例两个指标，对其他的15个指标进行分析。
2.国家逻辑。该指标的研发结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实用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其研究结果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引用，“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二）中美对比逻辑
中美两国教育强国评价指标对比逻辑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从中美对比初心的视角：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既是中国自己需要奋斗的绝对目标，也是和世界教育强国不断竞争的相对目标。美国的教育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在教育强国的角逐中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与之在核心指标进行对比，更加明确我国当前教育强国建设的综合情况。第二，从中美对比时间的角度：中国的教育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且进步非常快，2024年，中国在全球的位次上升2位，为第21位，仍然是10年来进步最快的国家。第三，从中美对比可能性视角：鉴于中国正在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步伐，多数教育强国的评价指标还在保持增长，而美国教育的发展已经进入平缓期，多数教育强国的评价指标未来进步不会太大，有的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对于未来有的指标增速放缓或出现波动，应从策略上扬优势、补短板。
（三）研究数据选取原则
由于本研究目的主要是国际对比分析，因此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尽可能统一使用国际组织的公开数据进行同一口径比较。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等国际组织公开的教育数据库。在国际组织数据缺失的情况下，适当采用其他数据进行补充。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国际组织公布的某些中国教育数据与我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并不完全相同，与美国数据库（如NCES）也有所不同。如国际组织一般采用“第三级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进行统计。
三、研究发现
当前，我国在积极推进教育强国征程中取得重大成就，多个指标与世界教育强国的差距正在缩小。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数据存在2年左右的滞后性，2022年的数据主要为2020年的实际数据，以此类推。
（一）中美教育强国评价指标对比及原因分析
1.维度一：教育公平。
（1）指标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该指标反映一个国家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2022年，中国为89.84%，美国为95.31%，二者相差5.5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产生的原因在于统计口径的影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校生总数÷官方规定的该学龄段人口总数，公式本身包含一些非该年龄段的学生。在美国，选择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与早期就业是合法且相对普遍的现象，这部分学生可能未被完全统计在公立或私立学校的“在校生”数据中；而中国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产生大量“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可能导致在中考后或高中阶段辍学。
（2）指标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该指标是指在特定年龄阶段（目前采用18~22岁）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该年龄段总人口的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2022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71.6%，美国为79.4%，仅比中国高出7.8%。这一差距产生的原因在于：其一，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83年增长到59%，在1984—1989年间保持在60%~68%；在1990—1996年间，保持在71%~79%，2005年为81%；在2013—2020年期间，基本保持在88%左右；但在2021年下降为82%，在2022年继续下降为79%。而中国处于普及化阶段快速冲刺期，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增加了入学机会，提高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其二，美国施行“宽进严出”的入学政策，社区大学作为“开放入学”的机构，为大量学生提供了便捷的入学通道；而中国选择“严进宽出”与选拔性分流，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竞争激烈。
2.维度二：质量水平。
（1）指标3：初中毕业年级阅读/数学达标学生比例（%）。该指标通常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学生的阅读/数学的兴趣、能力和材料的可获得性以及学校和家庭对阅读/数学的重视程度等。2018年，我国首份《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8年级阅读为79.4%、8年级数学为78.9%；美国初中毕业年级阅读达到最低熟练度的学生比例为81%，略高于中国；初中毕业年级数学达到最低熟练度的学生比例为73%，低于我国5.9个百分点。在数学上，中国凭借系统严谨的课程、高强度的训练和对基础知识的重视，注重基础运算能力和解题的熟练度，这在考察“最低熟练度”的测试中尤其占优势；而美国鼓励多元兴趣，对于学习数学的重视程度低于中国。在阅读上，美国沉浸式阅读与批判性思维强调阅读的广度与深度，而中国应试阅读与精读模式侧重于“精读”和“应试技巧”。
（2）指标4：适龄人口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该指标是一个反映教育系统中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的重要指标。2020年，中国适龄人口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为74%，美国在93%左右。相比较，中美两国之间在这个指标上有19个百分点的差距。该指标产生差距与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原因相同，此外由于美国具有相对均衡的资源与资助体系从而保持一定优势。而中国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继续读高中的“机会成本”太高，且中国的人口总量是美国的4倍，要面向2.9亿在校学生、支撑服务14亿人口的教育，“超大规模复杂系统，其面临的形势、任务、挑战和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
（3）指标5：高等教育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比例。该指标体现一个高等教育系统学生的流动状况。中国的入境国际流动学生总数由2017年的157108上升至2023年的200892人；美国入境国际流动学生总数由2017年的984898人下降至2021年的833204人。美国2021年的入境国际流动学生总数是中国2023年的4倍左右，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在该项指标保持优势的首要原因在于美国全球顶尖的“品牌效应”在QS、THE等全球大学排名榜长期占据前列。虽然中国的顶尖大学近年来排名飞速上升，已进入世界前列，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高等教育”品牌的国际声誉度尚需提升。此外，语言与学术环境的全球通用性。英语是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通用语言，也是科学、技术、商业和学术出版的主导语言，而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为大多数国际学生设置了入门门槛。
（4）指标6：三大高等学校排名平均前200高等学校数。该指标体现一个教育系统中高校在全球的影响力。2024年，中国已经达到21.3个，而美国为53.3个。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历史积淀与学术传统的“时间差”。二战后，凭借“硅谷”模式和对欧洲科学家的吸纳，美国迅速成为全球科学中心，学术声誉、校友影响力等指标具有强大的惯性。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985工程”“211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开始，虽成就惊人，但在学术传统、治学文化和全球声誉方面仍需时间积累。
3.维度三：服务能力。
（1）指标7：高等教育毕业生中STEM学科学生比例。该指标体现的是一个高等教育系统为当前科技发展的直接服务能力。根据中国教科院的数据，我国的这个指标2012年以来都在40%以上，而近年来美国基本保持在20%左右。这是中国教育相较于美国教育的一个显著优势，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国通过高校招生计划、学科设置和资源倾斜，如“双一流”建设重点投入和评价指标都促使高校大力发展STEM学科；而美国重视市场与个人选择主导，教育资源配置更多由市场需求和学生个人兴趣驱动。二是高等教育招生与分流机制的差异。中国高中实行文理分科，这为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选择STEM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美国大学本科阶段前两年主要进行通识教育，使得许多学生在接触了更广泛的学科后，可能因兴趣、难度等原因最终没有选择STEM学科。
（2）指标8：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该指标体现一个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为当前经济发展直接服务能力。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而美国2020年为13.68年。中美两国在这个指标上的差距超过4年。这一差距的深层原因在于发展阶段与历史积淀的“时代差”。美国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对于现在60岁、70岁的老年人来说，完成12年基础教育是普遍现象；而中国随着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和21世纪初“两基攻坚”计划的完成，25~35岁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大幅提升，但年轻人口的高教育水平在计算全体成年人平均值时，被庞大的、教育水平较低的中老年人口稀释。
（3）指标9：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该指标体现的是一个教育系统培养的研究人员的服务能力。中国2020年达到1585人/百万人口，而美国在2020年为4452人/百万人口，是中国的2.8倍。这一差距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才吸引与保留的全球竞争力，拥有相对成熟的“吸引-培养-留住”的移民政策和优越的科研环境。此外，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美国产业集中在尖端芯片、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全球价值链顶端，就业市场能为高学历人才提供大量纯粹从事研究与开发的高端岗位；而中国的许多产业仍处于价值链的中段，导致能为顶尖人才提供的、纯粹从事基础研究的岗位比例较低。
（4）指标10：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该指标体现的是一个教育系统培养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服务能力。2023年，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达到17.9%，而美国为37.5%，为中国的2倍多。美国在该项指标保持优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科研生态系统的成熟度与“马太效应”。美国自二战后就成为全球科学中心，积累了数十年的领先优势，这种先发优势形成了强大的“马太效应”；而中国虽然投入巨大，但在学术传统、科学文化的积淀以及国际学术网络的主导权上仍处于追赶阶段。
（5）指标11：数字化人力资本。数字化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HCI）由生存率、教育年限、健康水平构成，最终得分介于0~1之间，量化了健康与教育对劳动者生产率的贡献，衡量一个国家为其最广泛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打下的人力资本基础。中国2020年的得分为0.7，与美国相同。该项指标持平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中国通过高效、公平的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网络，成功地将全体人民的“人力资本地板”提升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另一方面，美国尽管“人力资本天花板”是世界最高的，但其内部巨大的不平等导致其“人力资本地板”相对较低，从而拉低了整体指数。
（6）指标12：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该指标反映的是一个教育系统培养的为科技发展的服务能力。根据中国教科院的数据，2020年，我国该指标为19.6%，而15个教育强国的平均水平接近50%。假定美国该指标值为50%，中美两国间的差距还比较大。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完成了一个“高技能劳动力循环”，其经济结构创造高技能岗位，教育体系稳定供应高技能人才；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制造业之上，将庞大的传统制造业就业人口转化为高技能岗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4.维度四：可持续发展潜力。
（1）指标13：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该指标体现的是国家将经济资源通过财政渠道投入教育领域的比例，体现教育在发展战略中的优先级。2022年，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01%，美国为5.44%，比中国高出1.43个百分点。该指标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教育投入责任主要在州和地方政府，财产税是地方学区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这种“自下而上”的投入模式，使得教育经费与当地社区的财富水平和支付意愿高度绑定，富裕学区可以轻松获得远超平均水平的经费，从而形成了较高的全国总比例；中国的教育投入是 “自上而下”的，由中央政府设定全国性的投入目标，并通过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这种模式整体比例的提升依赖于全国财政收入的整体增长和中央的统筹分配，其增长速度和天花板与美国的分散模式有所不同。
（2）指标14：生师比：小学、初中、高中。生师比体现的是教育系统中学生和教师的比值，反映一个教育系统中师资生源的情况。2017年，小学阶段生师比：中国为17，而美国为14；初中阶段生师比：中国为15，与美国相同。2018年，中国高中生师比为14，而美国为15。美国小学生师比保持优势的原因：一方面，关注个体与全人教育使美国小学教育更强调个性化关注、课堂互动和社交情感学习，较低的生师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中国小学注重知识传授与集体教学，在有限的资源下，稍高的生师比是追求教育普及和效率的一种权衡。中美两国初中阶段生师比持平的原因：初中阶段作为承上启下的阶段，两国都相当重视。中国初中面临着中考压力，需要保证一定的师资；美国初中则开始实行分科教学，对专职教师的需求增加。中国高中生师比保持优势的原因：中国社会和学校会将更优质的资源向中学阶段，尤其是备考任务最重的高中阶段集中，以应对高强度的备考教学和分层教学需求；而美国在资源分配上会倾向于保障小学阶段拥有更优越的师资条件，为孩子的阅读、计算等基础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3）指标15：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该指标体现的是教育系统中高校基础研究活动在国家基础研究中的占比。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其中高校722.2亿元，占比为54.1%。2019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额为1029亿美元，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支出491亿美元，占比为47.7%，低于我国高校6.4个百分点。我国在这项指标保持优势的原因在于国家科研体系的“双轨制”与“一体化”差异。中国科研体系主要由高校和政府属研究机构两大系统构成。从经费占比来看，高校系统仍然占据了全国基础研究的半壁江山以上，因为中国高校数量众多，拥有大量从事科研的博士研究生；而美国的基础研究体系更为多元和扁平，除高校之外，还有联邦政府实验室、私营企业的研发中心两大主体，其经费被统计在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支出中。
（二）中美两国教育强国指数综合值
对以上15项指标作无量纲归一化处理，将各指标最优值设定为1，相对比例计算：另一国家在该指标上的得分按比例折算，即该国指标实际值/该国指标最优值，并以此计算另一个国家与该指标的比例，生成归一化后的可比数据矩阵，用于后续跨国比较分析。同时，将初中毕业年级阅读/数学达标学生比例分拆为阅读、数学两个指标；将生师比：小学、初中、高中分拆为三个指标。然后，对于所有指标采用逐级等权法，最后计算中美两国教育强国指数综合值。（见表1）表1显示，有3个指标中国领先（初中毕业年级数学达标学生比例、高等教育毕业生中STEM学科、高中生师比）、3个指标有望接近美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初中毕业年级阅读达标学生、小学生师比）、6个指标中国有望继续提高并缩小差距（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适龄人口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高等教育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三大高等学校排名平均前200、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3个指标需要充分论证和解读（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同时，教育强国指数综合值，中国已经达到美国的79.8%（13.754/17.241），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与美国的比较（按汇率换算）相当。
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目标
建设教育强国，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在上述评价指标中，中国领先美国的指标有望继续保持优势，而中国的弱项会不断补强，实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
（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跨越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关键阈值。当前，我国教育强国指数已达美国的79.8%，这标志着我国教育发展进入了从规模追赶到质量超越的新阶段。近20%差距，是教育体系核心竞争力的差距，必须通过结构性、系统性、深层次的综合改革方能突破。
1.实施“顶尖突破”战略，重塑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针对“三大高校排名”“高被引科学家”“留学生比例”等薄弱指标，改革需要从“高原”走向“高峰”。一是构建“分类卓越”的高校体系，破除“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发展格局。二是打造“国际引力”的学术生态。三是系统性提升全英文课程质量与国际学生服务体系，实现从规模输入到质量吸引的转变。
2.推动基础教育范式转型，筑牢国家人才根基。针对“阅读达标”“数学优势”等指标，推动基础教育从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型。一是，推进“批判性素养”课程革命，在语文、历史等学科中强化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在科学教育中嵌入探究式学习与项目式学习，将“数学达标优势”转化为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高阶思维能力。二是，构建“数字赋能”的公平推进机制，运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将东部优质课程资源精准推送给中西部薄弱学校。
3.优化教育治理与投入机制，保障可持续发展潜力针对“教育经费占比”等需解读的指标，重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基于研究中类似指标体系，建立国家教育发展动态监测平台，实现对各维度指标的实时监测、预警与政策模拟，使教育改革建立在科学的实证基础之上。
（二）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对标美国差距，制定追赶路径。量化追赶目标，以美国高被引科学家占比37.5%关键指标为参照，设定分阶段目标，如2030年达到25%，重点补短板领域：针对高技能人才比例，扩大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建立“技能-学历”等值认证体系。
1.推动制度性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壁垒。建议成立国家级“教育-科技-人才”统筹委员会，整合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的政策目标，避免政策治理的碎片化。优化法规衔接，完善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明确高校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成果转化中的权责，解决政策冲突问题。
2.重构评价体系，遏制短期主义导向。在学科评估去量化，引入如技术转化收入、专利应用率“产业贡献度”指标，降低SCI论文数量的权重，引导科研面向国家需求。同时，注重人才评价多元化：对半导体、高端装备等关键技术领域实施“代表作制”；设立“产业教授”职称，认可企业研发经历。
3.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区域与学科差距。一方面，区域均衡政策，通过“西部人才回流计划”对冲东部虹吸效应；另一方面，建立学科动态调整，设置“基础学科稳定基金”与“前沿学科竞争基金”，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于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保障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投入。
4.高度重视发展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高端组成部分，对于提升整个教育体系的水平与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15─2020年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研究生占比保持在8.7%。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地区）平均水平均在20%以上；其中，OECD国家为24.4%，高收入国家（地区）为22.5%，欧盟更是高达32.7%，印度该指标值也在13%以上。
（三）推进高教职教继教三教融通
充分发挥数智赋能作用，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融通，建设学习型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深度融合与相互贯通。
从中美关键指标高技能人才比例对比可见，中国在人才储备质量和科研竞争力方面存在显著差距。这些差距的根源部分在于教育体系割裂：高等教育过度侧重学术导向，与产业需求脱节；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低，适龄人口高中完成率与高等教育衔接不畅；继续教育覆盖面有限，未能有效提升劳动力技能。
三教融通的针对性建议：一是建立“学分互认-技能等值”转换体系。建议试点“职教-高教学分银行”，将职业技能证书折算为高教课程学分。二是重构评价标准，推动高教服务产业需求。在“双一流”评估中增设联合培养企业工程师数量等“产业贡献度”指标，要求理工科高校将10%的科研项目绑定高职院校参与。三是鉴于中国25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美国少4.18年，且每百万研究人员数仅为美国的35.6%，应强化继续教育在劳动力技能升级中的作用。四是区域差异化融通策略。东部高校虹吸中西部人才，加剧区域失衡。在国家层面加强宏观调控与制度供给，引导资源逆向流动。
（四）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应重视高等教育财政经费。“2019年，英国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占GDP的比例为1.44%，美国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占GDP的比例为1.36%，德国和法国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28%和1.21%，OECD国家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为1.2%，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占GDP的比例为0.86%。”这些数据不仅揭示了各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指明了我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资源配置有待优化。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要科学运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科学运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关键在于理性认识其数值变化所蕴含的多重意义。这一指标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需要深入分析其变化趋势，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总之，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既要坚定不移地秉持目标思维，深入分析并精准识别教育强国各项关键指标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还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力求在每一个薄弱环节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同时，我们还需保持全面而深入的系统思维，不仅要对教育强国关键指标中已显现的优势进行巩固与保持，还要深入挖掘潜在的优势领域，通过创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充分激发这些领域的内在潜力，促进教育强国建设。
（田芬，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张炜，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