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策响应是政策执行的前置性环节，事关我国高校破“五唯”改革的成效。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样本院校在不同条件的组合如何响应破“五唯”政策进行探索，研究发现，我国高校响应破“五唯”政策存在三类组态，第一类是以速度快、举措实与站位高为特征的排头兵率先垂范型，第二类是以角逐性、实用性与曲折性为特征的主力军竞争驱动型，第三类是以滞后性与借鉴性为特征的基础力量模仿沉默型。行政主导为政策响应提供了普遍推力，资源禀赋划定了高校响应的客观能力边界，而政策企业家则成为激发能动性的关键变量，三者联动共同塑造了从“主动创新”到“沉默等待”的差异化响应格局。根据定性分析结果，优化资源配置和培育政策企业家是引导我国各类高校走出差异化的响应模式，提升破“五唯”政策执行效能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破“五唯”政策；高校响应模式；定性比较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随后，政府部门出台了系列破“五唯”政策。同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各高校对涉及“五唯”问题的事项要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研究提出整改措施和意见建议。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再次明确提出高校在教师评价中坚决克服“五唯”的顽瘴痼疾。政府出台这些政策的初衷是让其在高校层面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而现实情况是下级部门对政策的响应千差万别。
能否快速、有效响应上级政府的决策是高校破“五唯”改革的前置性环节，事关后续政策执行的成效。政策响应是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和反应，它是连接政策决策和执行的纽带。通过分析影响高校破“五唯”政策响应的各种因素进而总结出响应模式可以减少政策在响应过程中的“减弱”效应。然而，已有的关于我国高校破“五唯”改革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政策执行，而事实上，政策响应与政策执行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响应侧重于政策执行群体对上级政策的认知、满意度、利己度等心理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次级决策行为，而政策执行则是实践活动。
与其他政策相比，破“五唯”政策的响应会遇到更多不确定的因素。长期以来，“五唯”代表了学术评价的五个关键点，而破“五唯”政策则试图纠正片面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做法，这两类政策在利益分配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甚至可以说，“五唯”在很长时期内基本上决定了教师的去与留和院系的生存命运。由此可见，破“五唯”政策在我国高校层面的响应必然会面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那么，面对上级的政策，我国高校的破“五唯”政策响应存在哪些典型的模式？其影响因素有哪些？未来如何完善政策响应？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推动我国高校破“五唯”政策的执行。因此，本研究基于143所高校相关资料的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我国高校破“五唯”政策的响应模式与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建构
（一）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进行资料处理。当前，定性比较分析形成了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和时序分析法四项分析方法。具体类型上，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破“五唯”的影响因素涵盖组织、环境等维度，解释变量超越了简单线性相关关系，且这些影响因素组合呈现多样性。基于整体论视角和组态分析的QCA提供了一个复杂因果分析的新路径。第二，基于整体论，QCA方法认为案例是原因条件组成的整体，因而关注条件组态与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这非常适合归纳响应模式。第三，本研究选取的案例数量属于中等规模样本，不适合大样本的统计和回归分析，而兼具定量和定性优势的QCA研究方法非常适合中小规模样本的比较分析。第四，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不强制要求研究者将变量转化为隶属“是”或“否”的二分集合，而是用模糊集隶属分数来代表不同案例归属于某个集合的程度，从而实现了对数据集合的精准划分。这样更适用于本研究中对权威推动、校内领导推动、政策试点、资源保障等不同程度或水平的条件变量进行分析。同时，模糊集可以被视为一个0到1闭区间内的连续变量，这也为将问卷测量的结果纳入分析提供了便利。
（二）变量测度
本研究在综合理论、相关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者意见的基础上提炼出“环境”与“组织”两个维度测量高校破“五唯”政策响应的条件变量，具体测量指标参见表1。首先，本研究借助社会认知理论构建初步分析框架。该理论指出个体行为的产生与环境、认知因素紧密相关，三者之间构成了动态交互关系。尽管该理论源于个体心理学，但其核心逻辑对于分析组织行为具有高度的适用性。作为一个由个体构成的、能够学习和决策的集体行动者，组织同样展现出类似于“认知”的功能，并处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产生可观察的组织行为，而此处的认知则是响应的核心。因此，高校政策响应总体受组织行为和环境的影响。其次，已有研究提出的变量模型也提供了启示。例如，有研究将地方政府垃圾分类政策响应速度的条件变量分为官方机构、非官方组织、考核机制、备选方案、权威推动、政策试点、资金条件和技术支持等方面。也有研究探讨了单一因素对政策响应的影响。例如，试点有利于降低政策响应成本。最后，研究者通过咨询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等教育管理者进一步提炼出条件变量的测量指标。其中，“组织行为”维度主要包括领导重视程度和财政资源禀赋，即学校领导推动、设立官方机构、进行政策试点和出台保障措施。需要说明的是，“学校领导推动”看似属于个体行为，但在社会认知理论的框架下，组织的“集体认知”并非凭空存在，它需要通过关键决策者的行为来实现，这些管理者的行为不是在表达个人喜好，而是在行使组织赋予的职业权力。同时，领导的推动是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对政策的主动响应和战略互动，因此是核心的组织行为。“组织环境”维度主要聚焦于组织所处的市场、制度、政府管制、客户关系等具体的环境，即权威推动、考核机制、社会关注和同辈效应，前三者会形塑高校政策改革的环境，同辈效应则代表学习、模仿与竞争环境。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实则探讨的是政策响应的内涵，已有研究缺乏对该概念的准确界定，大多从政策制定与执行角度阐释，少数涉及政策认知等维度，这些理解具有依附性和简单化的特点。因此，本研究同样通过前文提及的三条路径确定政策响应的内涵。首先，本研究参考了计划行为理论，它认为行为意向由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因素决定。初步确定了政策行为受认知、态度等影响。其次，已有研究也提供了启示。例如，有研究从政策认知、参与意愿和期望三个方面探讨响应。再如，有研究者将响应界定为政策满意度和参与意愿。最后，研究者围绕政策响应概念咨询了数位经验丰富的高等教育管理者。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政策响应界定为位于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中间的独立环节，它是目标群体通过认知图式解读上级政策文本之后形成次级决策的过程，其包括“主观认知”和“行为决策”两个维度，具体测量指标参见表2。其中，“主观认知”包括高校领导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主观态度和参与意愿，“行为决策”包括高校为实施政策所作的准备工作、制定相关政策的最早时间和是否制定了相关配套政策。对高校制定政策时间节点进行赋分的依据是政策响应时效性，政策行为距上级关键政策实践窗口越近，其体现的主动性和响应效率越高，故赋分越高。其中《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出台于2020年10月，考虑到少数高校在此之前已出台了政策，故将2020年作为第一个划分节点。
为了有效全面测量变量，本研究通过文本资料和问卷收集高校破“五唯”政策信息。文本资料包括各级破“五唯”政策文本、学校各类规定、领导讲话内容和各类网站中与破“五唯”相关的内容。问卷的题项由研究者在参考一线管理者意见的基础上自制而成，采用李克特5点法计分。为了确保题项的有效性，研究通过135份问卷进行试测。填答对象为高校管理者，包括校级领导和研究生院、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财务处、二级学院等部门的负责人。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首先将高校进行分类，然后在“双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大学、应用型本科中随机抽取高校。为保证代表性，抽样时兼顾校级与院级管理者的比例，并确保样本在院校地域、专业性与综合性等关键特征上的分布与全国高校总体结构基本一致，以有效反映不同背景管理者的观点。院校在某题项的得分为该校所有填答者的平均分。本研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指入选2022年公布的《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的高校。省属重点大学指办学历史较悠久，综合实力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或被省级政府确定为“重点支持建设”的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应用型本科指以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突出实践能力和高度职业素养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办学历史较短的本科院校。
（三）案例选择
本研究在选择案例时遵循了相似性、差异性和资料全面性等原则，选取的样本院校在破“五唯”改革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也尽可能让同一类别覆盖更多的院校以便能更好地总结其特征。所选案例涵盖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多个省份，兼顾了重点大学与普通院校，也权衡了综合性大学和专业性院校。样本院校的确立经历了两步。第一步，根据代表性和典型性原则发放问卷。第二步，搜集第一步回收问卷的院校资料，遴选出两类变量均能赋值的院校，最终确立143所院校，其中东部地区6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9所）、中部地区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5所）、西部地区3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3所）。本研究涉及样本院校的问卷共回收711份，其中有效问卷703份，剔除的8份为填答信息不完整的问卷。由于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数据时需要研究对象的一一对应，因此，所有的问卷填答者均来自上述143所院校。
三、高校响应破“五唯”政策的组态分析
（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fsQCA的分析包含两步，第一步是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第二步是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在组合分析之前，需检验每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包括一致性和覆盖度两方面。本研究将必要条件的一致性最低分值规定为0.9，仅当某条件变量的分值大于0.9时，才被认定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覆盖度表示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其数值越大，说明解释力越强，能覆盖越多的样本。结果显示，（见表3）条件变量都未能成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分值均小于0.9，表明单一条件变量对高校破“五唯”政策响应的必要性较弱，高校响应的行为逻辑可能是多个条件耦合联动的结果。
（二）组态路径分析：响应模式
表4的组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校破“五唯”政策响应呈现3种组态。所有组态的一致性得分均高于0.8，表明每个组态对结果的产生都是充分的。覆盖度越接近于1，表示该组态具有越高的解释程度。解的总体一致性为0.89，体现了较强的解释力。总体覆盖度为0.94，表明这3种组态能解释94%的案例。
1.组态一：排头兵率先垂范型。该组态的路径组合为“权威推动*官方机构*考核机制*校内领导推动*∽政策试点*同辈效应*保障措施*∽社会关注”（“∽”表示该变量缺失，下同），其能够有效解释27%的案例。该组态以权威推动、官方机构、校内领导推动、保障措施为核心条件，以政策试点、同辈效应、社会关注为边缘条件，其中政策试点和社会关注缺失。同辈效应和社会关注的边缘地位很可能表明样本院校处于我国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端，它们在前期的改革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改革更多是自身制度的调整而非出于外界压力。为了验证该猜测，研究者进一步分析该组态中的学校类型，发现所有的高校都是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
响应速度快、举措实与站位高是此类响应的典型特征。第一，这类高校制定政策的时间最早，部分院校甚至先于上级主管部门开展改革。例如，清华大学早在2019年4月便制定了《清华大学关于完善学术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2020年6月，该校所有院系均完成了学术评价办法的修订。第二，这类高校在改革中大多出台了系统配套政策。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积极推进分类发展多元评价工作，相继出台共计18个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文件。该类院校在“学校为实施破‘五唯’政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题项上的得分最高，进一步表明其改革具有举措实的特点。第三，该组态高校在内部也形成了逐层响应机制。如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在学校政策颁布后随即出台了《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考核与评价实施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响应的效果。第四，这类院校大多期望为破“五唯”改革树立典范。“心怀‘国之大者’，坚守责任担当”“敢于直面科研真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正确处理‘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的关系”是新闻报道的高频词汇。例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校长在院长会议上提出，“在教育评价改革中，认真探索破‘五唯’背景下课程教学、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质量评价标准与人才队伍评价标准，不断研究新形势、提出新思路、探索新模式、开拓新格局”。
排头兵高校凭借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在行政力量的宏观推动下，借助活跃的政策企业家实现“强制-能力-催化”三重联动，铸就了高效甚至提前布局的政策响应模式。行政主导下的破“五唯”政策响应是高校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所有高校都必须执行。优异的资源禀赋使得这部分高校具备了将“规定动作”做成“模范动作”的硬实力，它们不需要为资源发愁，因此其思考的不是“能否做到”，而是“如何做得最好、最快”，甚至是“如何提前布局”。与此同时，政策企业家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率先识别出政策背后不仅是任务，更是学校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在三者交汇的瞬间，这类高校就不再是被动执行者，而是主动的开拓者。政策企业家主动利用丰富的资源，这进一步放大了行政力量的效果。由于准备充分、执行高效，这部分高校往往能率先取得亮眼的政策执行成果，例如成为“标杆试点”“示范单位”，由此带来更多的科研项目、财政拨款、优秀人才和学术声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其资源优势。同时，这种成功也能提升政策企业家个人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其在体制内获得更多晋升机会和话语权，从而激励其未来继续扮演这一关键角色。
2.组态二：主力军竞争驱动型。该组态的路径组合为“权威推动*官方机构*考核机制*校内领导推动*∽政策试点*同辈效应*∽保障措施*社会关注”，其能够有效解释32%的案例。该组态以权威推动、校内领导推动、同辈效应、保障措施为核心条件，其中保障措施缺失，以官方机构、考核机制、政策试点、社会关注为边缘条件，其中政策试点缺失。该类型以省属重点大学为主，样本院校大多在2022年之后制定相关政策，2024年之前都完成了政策制定。
角逐性、实用性与曲折性是该组态的主要特征。第一，通过破“五唯”改革提升学校排名是这类院校的典型特点。其“同辈效应”以竞争为主，许多院校的领导在改革动员会上都明确提出了需要对标的学校。例如，东部某高校将教师评价改革的会议新闻直接命名为“加强谋划 对标一流 进一步提升学校科研水平”。这类院校在学校实力上居中，它们既拥有向上发展的基础，也拥有向上发展的空间，破“五唯”改革对它们而言是一次机遇。“新突破和新蜕变”“弯道超车”是其新闻报道的核心关键词。例如，某高校的领导在学院综合考核工作会上指出，“学校党委大力推动考核体系重塑，变周期考核为年度综合考核，是全面实施‘新财经战略’，扎实推进高水平大学和登峰学科建设，推动学校实现发展新突破和办学新蜕变的重要一步。”第二，专业性院校或行业院校在该组态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它们试图通过破“五唯”改革率先创立该行业院校的评价标准。某艺术院校的管理者曾表示，在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形势下，探讨创建“包容性、可持续、高质量”的艺术设计教育评价机制尤为重要。第三，这类院校的政策响应存在曲折式发展的态势。与第一类院校相比，这类院校的教育评价改革经验相对不足。因此，样本院校大多存在数次评价改革的讨论，少数院校甚至存在推翻新政策的现象。如东部某高校近年来围绕教师科研评价进行了多次改革，先后建立教学与科研等效评价制度、修订中外文学术期刊定级标准、优化横向课题与纵向课题等效评价制度和完善学生与教师合作科研成果认定制度。
这类模式本质上是主力军高校在行政指令的强制性压力下，为争夺稀缺资源，并由政策企业家进行策略性催化所形成的一种工具性响应。主力军高校同样受到行政指令的约束，破“五唯”改革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其构成了执行的底线压力。然而，政府推动政策时，往往不会平均分配资源，而是会附带竞争性的奖励，这意味着行政力量不仅仅是命令，更是在设定一个赛场。这类院校虽然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优势，但其远不如排头兵高校，因此，对它们而言，执行政策本身就是一场争夺未来生存与发展资源的战斗。它们的核心动机不是简单地响应号召，而是通过响应号召来获取资源。政策企业家在此模式中不是必要条件，而是关键变量，他们将行政压力和竞争动机转化为了清晰的战略和创新的行动。如果政策企业家缺位，这类高校的响应则可能变得机械和被动，其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要求，避免在考核中被惩罚，并在资源竞争中不掉队。
3.组态三：基础力量模仿沉默型。该组态的路径组合为“权威推动*∽考核机制*∽校内领导推动*∽政策试点*同辈效应*∽保障措施*社会关注”，其能够有效解释35%的案例。该组态以权威推动、校内领导推动、同辈效应、保障措施为核心条件，其中校内领导推动和保障措施缺失，以考核机制、政策试点和社会关注为边缘条件，其中考核机制和政策试点缺失。这类院校在“参与意愿”题项上的得分最低，均值仅为0.62。该组态以应用型本科为主，“同辈效应”以模仿他者经验为主。
滞后性与借鉴性是该组态的主要特征。第一，这类院校的政策响应时间最晚，大多在2023年之后才制定政策。第二，这类响应缺乏考核机制。“考核机制”是该类型的核心条件，却处于缺失状态，相关政策并未规定如何评估院系破“五唯”改革的效果，仍是沿用已有的“五唯”指标。如中部地区某高校虽然公开表示要破“五唯”，但其某二级学院的最新教师考核方案仍以科研为主，如每年发表至少1篇论文、完成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或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而“五唯”之外的指标在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第三，这类院校基本上是借鉴第一和第二类院校的政策，尤其以第一类院校为主。部分院校甚至是直接“挪用”先行院校的政策内容。基于上述特点，这类响应引发的社会反响是最小的，各类新闻媒体、教育主管部门网站和教育报刊很少报道此类院校的改革。
在资源禀赋不足与政策企业家缺失的双重制约下，行政力量的强制性推动在基础力量高校中形成了一种“强制-无力-无催化”的负向联动，最终导致政策响应陷入模仿沉默的困局。对于基础力量高校而言，行政主导带来的不是机遇或竞争动力，而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命令，这种压力很难转化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这类院校缺乏足够的执行破“五唯”政策所需的人力、财务、技术、政策资源，这会导致政策响应的无力感。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个优秀的政策企业家或许是打破僵局的唯一希望。遗憾的是，这一因素在该组态中处于缺失状态。由此，大部分高校都选择了沉默等待，这导致执行失败或无效，从而在未来更难获得资源分配，同时也更深地固化了组织的惰性。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这类破“五唯”政策响应属于沉默等待而非消极执行。与其他类型政策中的“面子工程”式响应不同的是，这类院校在执行过程中并未过多地宣传学校的改革举措。与其说它们在敷衍上级的政策，不如说是在等待破“五唯”更好的时机和更可操作的举措。当认知很不充分时或解决问题的条件不具备时，政策响应者只能对政策路径进行模糊处理。与其他高校相比，普通本科院校的改革经验相对较少而资源禀赋又较弱，且“五唯”涉及的利益问题可能更复杂，在这种条件下，这类院校会采取保守的响应行为。
（三）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取两种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调整一致性阈值。将一致性水平从0.8提高至0.85，组态路径结果与初始分析结果完全一致，解的一致性以及解的覆盖率均未发生改变。第二，调整案例数量。在案例库中随机删除5个案例后，组态路径结果仍未改变，解的一致性由0.89下降至0.88，解的覆盖度由0.94下降至0.93，变动幅度微弱。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均未发生明显变动，证明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提炼出权威推动、官方机构、考核机制、校内领导推动、政策试点、同辈效应、保障措施和社会关注8个影响高校政策响应的条件变量，将初步认知、主观态度、参与意愿和行为决策作为结果变量，采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143个案例进行组态分析，归纳出我国高校破“五唯”政策响应的三种主要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高校响应破“五唯”政策的影响因素并非相对独立发生作用，而是相互联动、并发协同。第二，我国高校破“五唯”政策响应存在排头兵率先垂范型、主力军竞争驱动型和基础力量模仿沉默型三种组态。第三，行政主导、资源禀赋和政策企业家三个因素之间存在联动效应，共同影响高校的破“五唯”政策响应行为，行政主导为政策响应提供了普遍推力，资源禀赋划定了高校响应的客观能力边界，而政策企业家则成为激发能动性的关键变量。
本研究的结论进一步论证了政策响应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在破“五唯”政策的响应上是积极的，部分高校甚至主动出击与提前布局。但是，相关研究表明高校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系列问题。例如，有研究发现，高校虽然形成了一些好做法，但改革的步伐依旧艰难，破“五唯”后立什么等问题仍待解决。这说明政策响应与政策执行不能简单画等号，看似积极的响应并不会必然带来预期的执行效果，也或者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响应是政策执行者对上级政策的认知和行为，它是决策和政策执行的桥梁与纽带。政策响应是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黑箱”，也是影响我国高校破“五唯”改革成效的核心因素，真正打开这个“黑箱”有助于破解政策实践的困境。
高校响应模式的探讨丰富和完善了政策研究的相关理论。已有研究大多从“上下级政府”的视角探讨政策响应行为，本研究则聚焦于高校的行为。高校响应与政府响应具有相似性，它们都受政绩观和资源约束的影响，也都诞生了一些富有改革精神的政策企业家。但二者也存在差异，地方政府的响应差异主要在于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三重角色的动态变化，而这三类角色在高校并不显现，高校的响应更多受行政主导的影响。同时，我国政府对高校虽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但也赋予了很大的自组织性，这必然会使得高校的破“五唯”政策响应与下级政府响应上级政策的行为存在诸多差异。
（二）政策响应完善路径
通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全国143所高校破“五唯”政策响应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
1.优化资源配置。组态分析表明，资源禀赋是区分“率先垂范”“竞争驱动”与“模仿沉默”三种政策响应模式的核心变量，资源的丰富程度直接决定了高校将如何回应政策信号。高校的破“五唯”改革具有政策周期长、显性政策收益低的特点，其推行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撑和较强的调控能力，这提高了改革的门槛。更为重要的是，破“五唯”的本质是改变教师评价指标以更好地配置资源，如物质奖励、职称晋级、荣誉称号，毫无疑问，唯有充足的资源才能实施合理、科学的评价方案。因此，优化资源配置是从根本上改善破“五唯”政策执行效力的关键所在。
打破资源固化的藩篱，建设一个与政策执行效能动态挂钩的精准流动机制，是未来优化资源配置的核心。一方面，政府需要改革资源配置的导向，从“扶强”到“扶需”“扶特”。绝大部分竞争性科研资源应基于具体项目和需求进行分配，而非简单地向名校倾斜。为此，主管部门应建立更精细的分类评价体系，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重点评估其服务地方经济、解决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技术转移成果和毕业生质量，并据此分配专项资源。同时，政府也需下放资源支配权，允许应用型本科院校在经费使用、资产处置等方面有更大灵活性，使其能够快速响应机会。另一方面，应用型本科需要转变发展思路，摒弃“大而全”的办学模式，走“小而精”的道路，围绕重点学科，整合相关学科资源，形成服务特定产业链的“学科集群”，提供从研发到人才培养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类高校应主动争取地方资源，将学校的发展规划与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民生项目深度融合。
2.培育政策企业家。组态分析表明，政策企业家是打破资源决定论的关键变量，其能动性能够有效弥合资源不足的鸿沟。在排头兵高校，他们是创新的引领者；在主力军高校中，他们是化竞争为动力的战略师。政策企业家是那些能够就某些问题提出变革型政策建议和方案，并愿意为之投入相应的资源和社会、政治资本，从而将自身的政策偏好和理念纳入政策方案之中，最终推动政策创新的人或群体。与普通的政策参与者相比，他们通常更加具有领导魅力、风险责任意识、专业知识与策略以及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等显著特征，被认为是影响政策变革和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政策演进历程中，这部分行动者善于使用创造性做法、创新型策略推动非传统的政策活动，将自己的理念表征投射在政策实践之中。因此，有意识地培育和激励政策企业家，对于激发组织内生动力、推动政策执行从被动合规走向主动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政府和高校应协同建构激励、容错与赋能的长效机制，系统化地培育政策推动者。在激励层面，高校应改革管理者评价机制，将“改革创新成果”与“战略性资源获取”纳入绩效核心维度，并配套以公开的荣誉表彰，使其获得实至名归的职业声望。在容错层面，当务之急是建立“免责清单”，明确对程序合规、出于公心且未谋私利的探索性失误予以免责，以此解除管理者的后顾之忧，鼓励其敢闯敢试。在赋能层面，政府与高校应通过定期举办高阶培训、推动管理者跨界任职等方式，切实提升其政策分析能力与跨界洞察力，为其识别并创造政策机会窗口奠定基础。
（三）未来展望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囿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本研究可能未将一些相关因素纳入评估，如校政关系、高校教师的政策认知、文化传统等，未来可以选取合适的测量指标探讨这些因素对高校破“五唯”政策响应的影响。第二，本研究结论是基于143个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得出的，缺乏更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对结论进行检验，以及更为深入的单个案例或者多个案例的深描以追踪更为丰富的破“五唯”政策响应新品相。同时，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变量的赋值可能会存在主观性与绝对性，未来可通过实地走访等形式进一步论证变量的真实情况。第三，本研究主要基于政策、新闻报道和问卷等信息，而响应则是相对更为复杂的个体心理认知活动，深度访谈可能是剖析高校破“五唯”政策响应“黑箱”的另一条关键的路径。第四，研究政策响应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高校破“五唯”实践改革，那么，好的政策响应研究应延续至政策实施环节。由此引发了其他研究问题，例如，政策响应与政策执行的关系如何？政策响应与执行效果的关联性如何？厘清这些关系对我国高校破“五唯”改革的推进具有更明确的指引性。
（肖瑜，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