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创新生态向网络化、开放化演进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发生转型，要求大学向“适度敏捷化”转型。“敏捷大学”以创新基质为核心定位，通过重构创新生态、深化伙伴关系、优化知识流动、开放人才门户，成为社会经济创新的关键枢纽，其本质突破是打破大学—产业—政府刚性边界，形成多主体渗透式协作网络。具体而言，其一，知识创新与转化方面，构建分布式供给系统；其二，空间嵌入上，实现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其三，建立教学与科研“液态”双通道机制。在人才培养上推行动态课程体系与跨学科交叉培养平台，在科学研究上建立问题驱动—开放参与式创新模式。敏捷大学将面临学术商业化张力、知识产权确权归属等挑战，中外大学新型实践表明，敏捷大学需依托虚实融合协作平台、智能合约确权制等风险缓冲机制，方能实现迭代发展，持续驱动创新。
关键词：第四代大学；敏捷大学；嵌入式伙伴关系；知识和技能流动；知识产权合约确权制
在数智时代全球创新生态加速开放演进的背景下，关于大学改革的问题热议迭出。正如相关论述所警示：“除非其支持者能重新唤醒那种使大学成为革命性机构的精神”，否则大学的存在根基将持续受到质疑。从历史演进脉络和全球视野看，大学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机构之一，其形态迭代始终与时代发展深度耦合，呈现清晰的代际特征。“现代大学”本是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历史上曾经创造辉煌、树立典范的大学，都可被视作特定时代的“现代大学”，但若不能以历史实证为基、以理论反思为镜来深入审视现代大学的适应性边界、可能发生的变革与超越性图景，便无从为当下大学的发展精准定位、定向导航。
大学的“代际”划分标准，在学术界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划分大学代际的标准可包括大学核心使命、运行模式、知识生产方式、大学与社会之关系等，不一而足。综合来看，一个相对共识简化标准是：第一代大学为教学型大学（TeachingUniversity），其核心功能是保存和传授包括古典知识、法学与医科专业技能在内的已有知识，培养特定职业人才（教士、医生、律师），大学以行会式管理为主，相对独立于世俗政权，其典型代表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英国模式。第二代大学为研究型大学（ResearchUniversity），其核心使命是“教学与研究的统一”，将原创性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提升到与教学同等甚至更核心的地位，强调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其代表包括柏林洪堡大学以及19世纪中后期效仿洪堡大学的德国模式。第三代大学则是服务型多元巨型研究型大学（Multiversity），大学主动承担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责任，其核心使命扩展为“教学、研究、服务”三位一体，例如多元巨型大学（如二战后蓬勃发展的大型研究型大学）等为代表的美国模式。
第三代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知识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人类进入以数字技术、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为特征的数智时代后（2015年左右），科技创新迭代速度持续加快、社会结构深度转型、全球化进程复杂演进，面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以及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的日趋复杂化，第三代大学（巨型研究型大学）的应对效能逐渐不足。学科体系的刚性壁垒、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的结构性脱节、科研成果转化的低效链路、大学与社会互动的机制性梗阻等现实问题，共同构成了对大学在时代变革中响应速度与适配能力的严峻考验。从创新理论的演进谱系审视，巨型研究型大学长期扮演着“知识头羊”的核心角色。然而，数智时代的创新范式正经历着颠覆性重构，当创新活动从线性链条转向网络化协同、从封闭研发转向开放共创时，这种以单向引领为核心的角色神话面临系统性解构。第三代大学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适配新的创新生态，其形态重构成为时代必然。在此背景下，一种能够回应数智时代创新本质的大学形态讨论变得不可回避。笔者明确提出“第四代大学”“敏捷大学”概念，主张大学“敏捷化”转型。
解构第三代大学的“知识头羊”隐喻
（一）大学作为“知识头羊”的隐喻
二战之前，美国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及成果传播中的作用有限，技术变革与科研活动主要由个体研究者、发明家和企业主导。自1945年《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发布后，这种格局才发生了根本转变。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在该报告倡导建立军事—产业—大学研究伙伴关系，推动政府加大对大学科研的资助力度。例如，二战期间催生的计算机、原子弹等重大科技突破，均以大学基础研究为源头，凸显了多元巨型研究型大学作为“知识工业之重地”的核心价值。此后，依托多元巨型研究型大学培养高端科研人才、开展基础研究，逐渐成为美国驱动经济增长、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支撑。
多元巨型研究型大学这一角色定位，植根于工业时代线性创新模型对权威知识中心的路径依赖，其运作逻辑具体表现为：大学作为基础研究枢纽在基础研究上的突破性进展构建创新策源点，再依托技术转移渠道向产业领域形成单向度的知识辐射。这种以大学为核心的创新范式，本文称之为“知识头羊”模式。
“知识头羊”主导的创新体系中，多元巨型研究型大学作为该模式的核心载体，创新生态呈现典型幂律分布特征：少数顶尖机构垄断大部分创新产出。幂律分布格局的强化源于三重正反馈机制支撑：一是资源集聚效应，政府研发经费分配存在显著“马太效应”，如2022年英国研究理事会的数据显示，约80%的经费仅流向10%的高等教育机构；二是人才虹吸机制，约80%的顶尖科学家就职于顶级大学和研究机构；三是知识锁定惯性，阿布拉莫的研究证实，顶尖科学家比例较高的大学，其科研生产力通常表现更优，学科排名更靠前。这种现象体现了顶尖人才和顶级机构之间的强关联性。
然而，数智时代创新生态的复杂性正在突破这一传统框架，幂律分布格局呈现出结构性裂体。导致这种裂体产生的动因包括：其一，知识生产模式的跃迁。开放科学与公民科学（CitizenScience）正在打破机构边界，如“宇宙动物园”（Zooniverse）平台汇聚38370名全球志愿者参与“众猩分类”项目（AboutChimp&See），全球志愿者已在遍及大猩猩整个自然分布区的40个种群中，系统收集生态、社会、种群统计和行为数据，目前已经完成80%的工作量。其二，知识创新周期压缩。随着“基础研究”内涵从“人类知识积累”演进为引领未来技术战略源头的“前沿研究”，创新周期出现超速压缩，典型如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其三，跨学科解决方案的涌现。问题域的复杂交织需要跨学科解决方案。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等“棘手问题”（WickedProblems），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其解决方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更好或更糟之别，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单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已难以应对。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反学科”（Anti-disciplinary）实践表明，传统学科架构对这类创新的支撑效率下降40%。
数智时代的创新生态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使得其原有的幂律分布基础逐渐分化。“欧洲悖论”的概念自欧洲委员会在1995年提出以来，被欧洲政策制定者频繁引用，它指“欧洲在人均学术论文发表方面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然而欧洲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优势并未转化为应用技术和经济效益”。的确，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尽管欧洲大学在全球具有领导地位，但将科学转化为商业化的过程在欧洲面临困难。起初学术界对欧洲大学的全球领先地位存疑，如今更共识性的判断是欧洲“知识头羊”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挑战。近几年，欧洲多数经济体已经在逐渐改变从学术研究到应用研究的线性创新流程，像美国和中国一样，构建出越来越多的多节点联动的、更复杂的开放式创新模式。
（二）创新体系的“分布式涌现”特征
在全球科技迅猛发展、社会复杂问题丛生的时代，创新生态正逐步从“知识头羊”模式转向分布式涌现模式。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同时诸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接踵而至，这些因素促使创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呈指数级增长，分布式涌现趋势在近年来愈发显著。大学在应对创新系统的复杂化挑战方面，生物界的群体智能理论为理解创新模式转变与大学转型提供了有力的认知框架。对蜂群等集群智能（又称群体智慧）的研究指出，简单个体间通过局部互动能够自发形成超越个体能力的集体智慧。映射到创新领域呈现出三个核心特征：
第一，创新节点平等化。数智时代的创新体系，每个参与者如大学、企业、公民科学家等，均构成网络中的对等节点。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创新多元主体协同作用的重视，这种平等化趋势愈发凸显。例如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推行的“使命导向创新”（Mission-orientedInnovation）癌症研究项目中，大学医院凭借其临床资源与专业知识、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带着创新活力与前沿技术，以及患者社群基于亲身体验与数据反馈，各方不再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在创新进程中拥有平等的发声与参与机会，共同构建起扁平化的协作网络。
第二，创新信息流多向化。数智时代知识传递已突破了传统“大学—产业”的单向模式。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大幅提升，使得知识在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对流成为可能。以美国加州大学与硅谷的关系为例，IT与生物领域企业已开始把大规模运行数据即时共享给大学实验室，形成数据—算法闭环，这一机制在自动驾驶领域尤为明显——特斯拉将其车队产生的海量驾驶数据实时回流至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直接驱动了该校人工智能算法的迭代更新。这种多向的知识对流模式，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的利用效率与创新的时效性。
第三，创新涌现化。“涌现”指通过节点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突现属性。随着复杂系统理论在创新研究中的应用，人们越发认识到创新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产物。埃因霍温—鲁汶—亚琛顶尖技术三角区（TTR-ELAt）是欧洲西北部的一个跨国科技合作枢纽，面积不足2万平方千米，内有3所大学、3个城市、3个大型研究园所以及阿斯麦（ASML）等6个左右大型跨国公司，连着荷兰、比利时、德国3国6省、4套科技政策体系，经济总量约2440亿美元，被视为群落式自组织创新网络的最佳案例之一。这种创新并非预先规划好的，而是在各节点的互动中自发涌现。
可见，传统的以大学为单一核心的“知识头羊”模式已难以适配这种创新生态的需求。大学长期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核心枢纽，长期占据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其他主体（如企业、科研机构）多处于被动接收知识的边缘角色。当创新生态全面转向分布式涌现模式时，“知识头羊”模式的中心化、线性化缺陷愈发凸显，其对创新网络的适配性已逐步丧失，亟需构建以平等协作、多向互动、自组织涌现为核心的新型创新协同范式。
（三）基于创新基质的敏捷大学之范式转型
数智时代的到来，推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渗透大学创新体系，部分先锋院校已嵌入自我更新的隐形智能机制，展现出超越传统模式的适应性，即本文提到的敏捷大学（AgilityUniversity）。这种变革的核心，本质上是大学在创新网络中位置与功能的系统性重构。传统“头羊”“引擎”隐喻强调大学作为动力核心的主导地位，知识与技术通过线性管道单向输出；而敏捷大学则以“创新基质”为核心，凸显其作为基础性、滋养性创新环境的属性，如同热带雨林中的土壤与气候系统，通过提供养分、空间与交互场域，支撑多元创新主体的共生、竞争与协同演化。
在汉语词源里，“基质”是一个在不同学科领域中有不同具体含义，但又共享一个核心意象的元概念，它可以理解为“事物赖以生存、发展、形成的基础物质、环境或框架”。基质，并非被动的“容器”而是主动的“孕育者”；它提供养分、传递信息、发生反应，是万物生成、转化和显现的源头，是思想、文化生成的源泉；它还是连接的媒介，将分散的个体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生物学上的“基质”可将细胞连接成组织，社会学上共同的文化基质可将人群连接成社会。
敏捷大学不完全是倾向于强调大学是“推动的引擎”，因为引擎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的、强有力的动力输出装置。它更强调大学作为“创新基质”，其深刻含义意味着：（1）敏捷大学是滋养环境。大学通过提供自由探索的氛围、跨学科的知识、顶尖的学者和包容失败的文化，为创新思想和人才培养提供赖以存活的营养液和生长因子。（2）敏捷大学是基础支撑。大学提供原始创新的知识基础、实验设施、图书馆资源等硬件和软件支撑，构成了创新活动和人才培养的基座和平台。（3）敏捷大学是反应场所。不同学科、不同思想、不同背景的学生、教授、企业家们在大学这个“基质”中碰撞、交融、发生化学反应，自下而上地孕育出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创新并以创造性的方式重塑人才培养过程。（4）敏捷大学是连接媒介。敏捷大学连接了知识生产（academia）与知识应用（industry），连接了全球前沿与本地需求，成为创新网络和人才培养网络的核心枢纽。
作为创新基质的敏捷大学，其核心在于将自身构建为“渗透式协作网络”，打破创新主体壁垒、激活生态协同效能。通过四层基础设施构建创新基质：首先，接口层。即搭建“知识供给”与“需求落地”的直接对接通道，核心是将大学分散的知识成果转化为“即取即用”的标准化服务，降低产业界调用知识资源的门槛。如清华大学为推动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建立多要素深度融合、充分面向市场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机制，有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成功率，统筹建立学校技术转移体系，于2014年6月6日正式成立技术转移院，简称技转院。技转院即为“接口”，拓展合作资源，组织技术供需对接、签订商务合同。2020至2024年，清华大学国内专利申请21874项（授权16449项），海外专利申请2267项（专利授权1574项），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2622项。学校共转化科技成果760项，合同金额33.73亿元，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4084项，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协议层。聚焦建立跨主体协同的“通用规则”，解决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等之间数据不通、标准不一的问题，让创新要素流动有章可循。例如山东大学—比亚迪《战略合作协议》通用规则，根据双方联合起草的行业标准T/CPSS1005-2020推断，校企已就数据格式达成统一试验数据格式（BYD-STD2022）等技术共识，便于与校内SDU-TDM平台对接，实现大型设备共享，其合作项目荣获研发机构引进奖、创新创业推荐奖及深圳市科技项目奖等。《南昌大学—华为云开发者创新中心合作协议》依据华为云ModelArts官方文档与GPL-3.0惯例推断，双方代码贡献须回源。
第三，流动层。核心是通过金融工具让静态知识资产变为动态资本，为创新生态注入持续资金活力。例如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旗下私募股权基金子公司——金资基金，运用股权投资赋能科技金融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陕西金融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挖掘科技成果转化优质项目，助力锐磁电子加速商业化应用。依托秦创原两链融合基金联合其他省内知名投资机构对锐磁电子进行多轮投资，支持其搭建磁芯产线进行产品量产，拓展新能源车业务领域，助力其产品逐步从上游磁粉材料向高附加值的磁芯器件及模组延伸，加速高校科研成果孵化转化，完成份额转让，回笼资金再投入验证阶段，形成“验证—挂牌—退出—再验证”流动循环。
第四，进化层。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创新生态“自我调节”，通过实时分析创新节点互动数据，动态优化资源配置方向——让生态能自主适配技术趋势与市场需求。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为了加速多元素催化剂的发现与优化，开发了多模态机器人平台（CRESt）。该平台结合自动化设备、大规模模型和实验室监测，在实验设计中融入人类经验、文献知识和显微结构信息。该团队以电化学甲酸氧化为例，在3个月内对900多种配方进行探索，共完成电化学测试约3500次。最终成功发现多种有潜力的催化剂，其中一种八元合金催化剂成本比性能相较于纯钯基准提升了9.3倍。
综上，敏捷大学的核心特征是从提供动力的“知识头羊”，转变为提供可供性、滋养性的创新土壤和创新培养皿。这种转型呈现出三大显著优势：第一，故障容忍度提升。传统“知识头羊”模式中，顶尖研究型大学主导区域创新，其衰退可能引发系统塌陷，而敏捷大学的分布式创新网络布局，单个节点（如企业退出、大学某领域受挫）的失效不影响整体功能，其他节点通过协作维持生态运转。与传统“知识头羊”线性模式相比，分布式结构具备天然保护路径。第二，资源利用效率倍增。通过跨机构的实验设备共享、数据互通、人员协作等资源整合，可避免重复投入，实现优化配置。第三，创新多样性扩展。开放网络汇聚多元主体，解决方案丰富度远超封闭系统。开放创新平台通过全球众包显著扩展方案多样性，例如InnoCentive与大型强子对撞机2020奥林匹克挑战赛(TheLHCOlympics2020)表明，跨领域解题者常提供主办团队未曾考虑的新颖视角，验证了“多样性—突破创新”机制。
简言之，敏捷大学的核心功能正从单点突破驱动重构为系统韧性构建，其作为创新基质的角色定位，不仅改变了大学自身的运作逻辑，更通过营造健康、开放、富有韧性的创新环境而重塑了创新生态。
敏捷大学之创新基质底层架构
传统创新理论将重大技术突破视为创新的核心标志，但数字时代创新活动的微粒化趋势正在改写这一叙事。由大学曾经作为知识生产的传统主动脉，正在演变为通过构建知识毛细血管实现创新能级交换界面的再造。敏捷大学的创新界面具有新特征：一是创新节点下沉化，创新单元从实验室下沉至研究小组、学者个体甚至学生团队；二是创新连接随机性，非结构化协作突破学科与机构边界；三是迭代加速性，创新周期甚至可从年度计划压缩至周度迭代。作为创新基质的敏捷大学，其本质突破在于打破传统“大学—产业—政府”的刚性边界，形成多主体渗透式协作网络。
（一）分布式供给系统
知识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生产资料”。传统创新体系中的源自大学的知识是“大水漫灌”传递模式，它根植于工业化时代的规模化生产逻辑，以知识供给为中心，通过标准化课程体系、固定学科架构和单向传播路径，将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批量化输出。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三重刚性结构：其一，供给端的同质化。典型如19世纪美国赠地大学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通过统一培训手册和广播讲座向全美农户传播标准化种植技术，却忽视区域土壤特性与气候差异。其二，传递的单向性。严格遵循“基础研究（大学）—应用开发（科研院所）—技术转移（企业）”的线性传导路径，例如贝尔实验室在晶体管技术转化中完全依赖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垂直整合体系。其三，评估端的粗放化。以专利数量、论文影响因子等总量指标衡量知识价值，导致大量“学术飞地”与产业需求脱节。
然而，数智时代的技术革命使得大学在知识供给系统上不再延续大水漫灌模式，分布式涌现的创新生态正在催生出精准“微滴灌”系统。“微滴灌”系统本质上是通过微粒化、智能化和动态化的分布式供给系统，实现创新要素的供需精准匹配。其核心突破在于三个层面：
第一，知识解构与重组。在知识产权领域，人们对“专利池”一词并不陌生。专利池作为一种专利联合运营模式，其优势是允许细分知识产权，进行智能化、模块化组合，旨在促进专利技术向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微企业精准“微滴灌”，提升专利许可规模和效率。例如，正泰集团作为牵头单位，发起组建了我国低压智能电器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及智能电气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并逐步形成覆盖14个细分技术方向的专利池体系。目前已储备专利1700余件，在有偿向部分竞争企业开放部分产品专利的同时，还针对产业链中的共性技术面向中小微企业实施无偿许可，从而推动了行业关键技术的共享与扩散。
第二，需求响应智能化。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知识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动态映射。复杂系统理论中的“偏好依附”（PreferentialAttachment）机制呈现逆向特征。在开源微创新场景中，低连接度团队往往聚焦细分技术痛点且决策链条更短，新开发者可快速获得代码提交权限与核心功能开发机会，这种机制打破了高连接度节点持续积累优势的马太效应，形成边缘协作催生多元创新的独特网络演化路径。弗龙恰克（AgataFronczak）等人的研究显示，学者合作网络中弱关系占比越高，持续产出高被引成果的能力越高。弱关系连接的科研团队所产出论文的平均被引数，显著高于强关系主导团队的成果。
第三，价值反馈闭环化。分布式知识供给体系能够通过反馈式滴灌机制，将企业应用端的数据回流至知识源头，持续修正和优化知识配方。例如，生物医药企业巨头葛兰素史克（GSK）于2013年率先向全球学术界系统性开放临床试验数据，并推动建立国际临床研究数据共享平台Vivli。基于这些开放数据，来自全球高校的研究者开展了大量二次分析，在原有试验设计之外识别出新的药物作用机制、特定基因型人群的差异化疗效以及药物的长期效应等关键发现。Vivli发布的2022年度报告显示，依托开放临床试验数据已经在顶级期刊发表了逾一百篇高质量论文，从而在多个疾病领域更新了既有科学认知体系，推动了医学知识的持续迭代。
敏捷大学的知识供给系统正在突破传统大水漫灌式知识供给分配模式，转向精准的“微滴灌”模式，这种范式转换本质上反映了创新民主化进程的深化。当知识生产突破精英主义窠臼，当创新参与扩展到更广泛社会主体时，高等教育机构必须通过灌溉技术的精进，在知识荒漠与资源过载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二）空间嵌入“三区融合”
敏捷大学的“空间嵌入三区融合”，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叠加，而是打破校区、园区、社区的边界壁垒，将大学的知识生产、科技园区的产业转化与社区的社会服务深度耦合，构建“创新共生、资源互通、价值共享”的空间生态系统。其核心逻辑是：让大学从封闭的知识孤岛转变为开放的城市创新枢纽。其中，校区作为知识策源地，为科技园区提供技术、人才与科研支撑；科技园区作为成果转化场，将校区的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产品，同时为校区反哺实践场景与市场需求；社区作为价值承载区，承接园区的产业红利（如就业岗位、配套服务），并为校区与园区提供生活服务、文化氛围等基础保障，最终形成“校区研发—园区转化—社区受益—反哺创新”的闭环。这里的社区是一个广义的社区，规模可巨可微。
与第三代大学校区为主、园区配套的松散合作模式不同，敏捷大学的“三区融合”更强调“空间嵌入”的深度与主动性：校区建筑不再局限于独立地块，可能与园区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相邻布局，甚至共享实验设备与会议空间；园区的产业规划需围绕校区的学科优势展开，避免与大学创新方向脱节；社区则会主动融入创新生态，例如在社区内规划“创客空间”“产学研交流中心”，目的是让居民也能参与轻量化创新活动，实现“创新不分校园内外”的空间价值重构。
以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为例，作为欧洲“创新型大学”的标杆，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以“区域创新生态的嵌入式核心”为定位，将三区融合的空间逻辑落到实处。其核心突破在于彻底打破“校园围墙”概念，将校区与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全球半导体产业重镇）深度绑定：近80%的院系与园区企业（如ASML、飞利浦）共建联合研究中心，这些中心直接布局在园区内，与企业生产线仅一步之遥，教师可同时担任企业技术顾问，学生实习率达100%且60%直接进入合作企业；校区周边社区则围绕创新需求规划配套，不仅建设了“工程师公寓”“创客社区”，还在社区图书馆设置“产学研对接窗口”，方便居民（包括退休技术人员）参与校企合作项目。在学科设置上，该校针对园区产业链需求动态调整方向，如为支撑ASML的芯片制造产业，快速组建“量子材料与设备”跨学科团队；在人才培养上，推行“三明治式学制”，学生每学期需完成“校区课堂学习+园区企业项目+社区实践服务”三个环节。
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提出的“知识共创”（KnowledgeCo-creation）模式，彻底颠覆了大学作为知识供给方的传统角色，通过与园区企业共同定义研究课题、与社区联合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共享知识产权与产业红利，使基础研究与技术转化的周期缩短近50%，2023年带动埃因霍温地区半导体产业增速达18%，直接为社区创造2.3万个就业岗位，完美印证了敏捷大学的区域赋能价值。
（三）“双漏斗”通道机制
敏捷大学的“双漏斗”通道机制，核心是打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封闭性与学科壁垒，为师生构建开放式参与的成长路径、去标准化培养体系与问题导向人才培养平台，实现“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的双通道精准筛选与高效转化。这一机制在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两个维度形成良性循环，既让师生脱离单一评价框架，又确保创新方向锚定真实需求。
首先，在人才培养上，从“标准化输出”到“个性化成长”的漏斗型通道。敏捷大学的人才培养不再遵循“统一课程+固定学制”的标准化模式，而是以“问题解决”为核心，为学生提供跨边界、动态化的成长通道。例如，美国欧林工学院的设计驱动（design-based）的跨学科育人革新。作为美国高等教育创新的小型试验，欧林工学院以“工程+创业+人文艺术”的融合体系为核心，将设计思维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彻底重构工程教育范式。欧林工学院的无边界学习场景如是：学生入学即参与挑战项目（如社区节水系统、灾后临时住房设计等）。完成此类项目式学习需联合机械、电子、商科教师及企业导师（如微软、IDEO工程师）共同攻关，实现“课堂知识—企业需求—社会问题”的直接对接。欧林的灵活化制度设计包括：取消传统院系划分；采用“模块化课程池”动态匹配产业需求；教师考核以“跨项目贡献度”替代单一论文指标，同时实行非终身教职（tenure）制等。
上述举措倒逼教学与实践深度绑定，精准化能力塑造。欧林通过“小而精”的培养模式（全校仅600余名学生），聚焦于纵向夯实工程技术基础、横向拓展艺术创意与商业思维的T型创新人才培养。2023届毕业生中，85%入职即能独立负责企业专项项目，远超行业平均适应周期。该校连续10年（2015-2024年）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本科工程学院排名（无博士点院校类别）位列前3，成为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比肩的全美最佳工学院。
其次，在知识生产上，从“学科分割”到“交叉融合”的漏斗型通道。敏捷大学通过重构学科生态，将传统“单一学科创新”转变为“跨领域协同创新”，让知识生产从线性输出变为网状融合，形成“问题导向—学科交叉—成果转化”的闭环。例如，港科大（广州）通过功能枢纽、嫁接机制、知识层积的三重架构，打破学科分割，构建面向复杂问题的知识供给体系：（1）功能枢纽再造。将传统院系改造为“问题解决中心”，例如“气候变化枢纽”整合环境科学、数据科学与公共政策学科，形成覆盖技术研发、政策制定、落地推广的立体化研究能力。（2）嫁接机制创新。设立跨学科“手术室”，强制要求每个研究团队包含“人文—技术—商业”背景成员（比例1∶2∶1），通过认知碰撞催生突破性方案。（3）知识层积生长。在持续交互中培育新兴交叉领域，如“智能海洋考古学”融合水下机器人技术与文化遗产研究，已产出17项专利与4项行业标准。
综上，双漏斗通道设计的本质是敏捷大学对数智时代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的匹配式制度响应，既通过开放式参与让师生突破传统培养框架，同时又以问题导向项目确保创新不脱离实际需求，最终实现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的双向高质量转化。
结语：挑战与展望
敏捷大学与多元巨型大学构成范式分野。在资源分配上，从中心化控制转向分布式供给的自然生态式循环；在知识生产上，从实验室到产业的线性输出升级为大学、企业、政府、公民科学家实时交互的网络式涌现；在价值实现上，从依赖技术转移收益的单一节点价值提取，进阶为生态位增值的系统活力提升。因此，敏捷大学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理论回应，更是对数智时代创新生态重构的实践探索。其核心本质在于，大学从单一知识输出者转变为多元创新主体共生的网络化协作生态的一部分。
敏捷大学仍是发展中的概念。它与“创业型”“生态型”“智慧型”等表述并存，定义与标准争议大于前三代。但是，敏捷大学一定是在继承“教学、研究、服务”核心使命基础上的迭代转型。敏捷大学并非否定前三代大学，而是通过底层架构、基层机制重构创新激活大学的多元潜能，促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灵活、弹性、涌现效应。
敏捷大学面临着治理挑战。智能时代，大学将持续面临存在于知识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与资本逐利性之间的持续张力。大学本应向全领域创新主体开放、保障知识生产的公平性与普惠性，成为滋养多元创新的“公共土壤”。但是，在数智时代，资本对高效益的追逐常推动企业通过商业化合作、独家授权等方式，试图独占或优先占用大学内的基础设施，有可能使得作为公共资源的大学异化为盈利工具，偏离其服务公共创新的初衷，这与大学的核心定位相悖。当然，正在兴起的智能合约技术、动态确权模式等正在探讨破解利益分配难题，为每个参与机构、参与个体的贡献提供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路。值得警惕的是，过度细化的权责划分也可能抑制创新火花。
可以明确的是，大学的代际演进是叠加而非替代。中国与世界多国、多地大学的新型实践已印证其生命力，展现出敏捷大学在资源协调、知识流动与风险缓冲上的独特优势。无论如何，唯有以历史眼光审视大学形态的变与不变，以开放姿态吸纳全球经验，才能推动其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引领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
（李曼丽，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长聘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