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目前，在世界一流大学中，仍以西方的大学为多数，西方一流大学的特点对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应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张楚廷，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和高等教育学研究。
一、关于“一流”与“大学”
（一）关于“一流”
“一流”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单个的对象不构成“流”，需有多个。多到何种程度呢？“一流”的个数不可能太多，不可能一大堆“一流”，或许就是不多不少。然而，这仍然是个模糊的说法。不过，人们还是相当普遍地说着“一流”。
“一流”还有一个范围问题。是在一所大学里的一流院系，还是某个地域内的一流大学？是在全国范围里的一流大学，还是在亚洲或全世界的大范围内的一流大学？
“一流”又必然与“二流”和“三流”相对，这应有一个标准。事实上，有不同的机构进行世界大学排名的研究并发布数据，如ARWU、THE、QS和U.S. News世界大学排行榜等，它们各自的标准不一样，研究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THE关注一所大学对所在国的政治生活的影响，而中国和美国的研究机构就不大考虑这一因素。
有些国家的政府很关心一流大学的建设，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对于全局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些国家的政府并不关心，他们认为，大学就是大学，政府就是政府，互不相干。在他们那里，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大学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府。这一说法是普遍的事实，有两个十分独特的例子：希伯来大学的建立比以色列建国早30余年，哈佛大学的诞生比美国的建立早近140年。
欧洲国家对待大学和美国政府对待其州立大学一样，资助大学但不管大学的内部事务。大学也明白，拿政府的钱，但不能因此而受政府管。欧美的共同点正在于：学术至上，学术自由，任何财务的东西都不能约束学术思想。这种共同点又可归结为一句话：自由是学术思想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关于“大学”
我们这里所指的大学，是与专科学校、专业院校相区别的。其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综合性，尤其是必须有文理两大类；二是有培养研究生的水平或资格。使用“institute”“college”或“university”的名称，关系不大。
虽然高等学校与大学都是高等院校，都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但二者不是同一个概念。有的国家对高等学校的名称作出了官方的规定：规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叫大学，什么条件下不能叫大学，而只能称学院、专科学校或职业学院；条件变化了，校名可以改变。例如，由学院改称大学，更名必须经过官方批准。
有的国家对于高等学校的校名全然不管，也不管学校的内部事务。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使用的名称是“university”（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大学(CIT)使用的名称都是“institute”；MIT和CIT都已是世界一流大学，可它们并不去改变校名。MIT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他们的校名依然如故。
变化的是学校水平，不变的是大学精神；变化的是办学质量，不变的是大学名称。“实至名归”这一词语对于它们用不上，他们只求“实至”，而不需“名归”。
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博洛尼亚大学，有约900年的历史。而博洛尼亚算是意大利相对较偏、较小的城市，大学并未首现于罗马、佛罗伦萨等大都市。有人说大学是经济的产物，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900年前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亚洲，在中国、印度。可是大学在这两个国家晚至19世纪才出现，到现在还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当然，历史本身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农耕时代，对大学的需求很小；进入工业时代，就很需要大学了；到了信息经济时代，经济对于大学就有依赖的性质了。硅谷必然地建在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附近。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与技术都来自大学。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和最高水平的大学。类似的现象，在今日之中国也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开发区都紧连着大学城。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学建立800年之后，还没有人问“大学究竟是什么”。直到20世纪，才有人问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University”应该与“universe”有关，这反映了人们认为大学包罗万象。的确如此，大学所研究的对象真是天地万物，无所不包。对于“大学是什么”，回答得最为深刻和系统的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我国，近十年来，又有学者对“大学是什么”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多视角的论述。这表明，从民间到官方，人们已有了大学意识，以更清晰、更深远的眼光看待大学，以更有力的措施在发展着大学教育。
总之，今日之人类与大学已构成了命运共同体。可用弗莱克斯纳的一句话来表达：“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对此我们可稍加解释：一方面，人类的智慧缔造了大学；另一方面，大学也肩负着进一步发展人类的智慧的使命。
二、西方“一流大学”的特点
陈洪捷先生将德国古典大学的特征归纳为4个关键词：科学、修养、自由、寂寞。传统的中国人有类似的观察，把读书叫作寒窗苦读，要坐冷板凳。表演要热，思考要冷；剧院要热，大学要冷。大学应该是分贝最小的地方，冷思考，热释放。什么是大学之魂？有人说校长是大学之魂。一所大学，一位校长；一位校长，一所大学。也有人认为教授是大学之魂。这两种说法似乎并不对立，校长若能代表教授们的意思，说谁是大学之魂都没错。当然这里所言之魂，是纯净之魂、高尚之魂。灵魂是神性的，从外表怎么看得出呢？但灵魂是潜存于内而显形于外的。从外看到内，人们都有这个能力。因此，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大学。
大学之魂，个人之魂，也是生成的。一旦生成，就成为大学的传统，个人的文化。
（一）自信的大学
如何判断一所大学是否自信？有些什么标准？自信很重要吗？
在美国，最能使学生自信或骄傲的大学，可能要首推哈佛大学。学生骄傲地走进去，又骄傲地走出来。他们为自己的大学骄傲，为那些骄傲的教授们骄傲，也为那些真正由于骄傲而谦虚的大师骄傲；为自己的民族骄傲，为自己的父母和家乡骄傲；为他们自己而骄傲。由此，他们才可能更懂得尊重他人，并盼望他人也骄傲。还有一点，他们不一定意识到了：他们因为自信或骄傲，而使自己的潜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掘。因为自信而发展得更好，又因为发展得更好而更加自信，两者之间便有了一种良好的循环。
有一种现象，并不难看到，也不难理解。从自信的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心理更健康；自信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的潜能得到了更好的发掘。
大学之魂是自己铸就的，自信心是魂中的东西，亦必是自己铸就的。何谓自信的大学？能够赋予师生自信的大学。谁能赋予师生自信？自信的大学。大学的自信又从何来？那些自信的师生赋予大学自信，大学复以为自信的大学。
大学的自信成为传统后，就会成为巨大的力量。传统就是十分稳定的了。自信的教授群，是形成这种传统的中坚力量。他们自信自己能知晓世界的万事万物，于是大学能包罗万象，大学能成为一部百科全书，一座容量无限的思想库。今日之商界、政界或企业界，有了疑难问题去找谁？目光都会投向大学。大学也准备迎接任何挑战，也乐于去迎接挑战，这也正是挑战大学自己。自信的大学又表现在确信自己可以应付任何挑战，还确信自己可以在应对中变得更强大、更智慧、更自信。人类有幸有了“大学”这样一种无与伦比的机构。博洛尼亚的一群学生，偶然地赐给了人间这样一种机构。
社会的活力从哪里来？这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群和机构，什么样的人群和什么样的机构更能给社会以活力？社会活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它的容纳程度。它能让更多的观念和思想生长出来，并相互自由地碰撞，在碰撞中更好地生长壮大。
大学也是一个社会，它应当是最有活力的一个社会。而判断大学是否有活力，就要观察是否有众多的观念或思想生长出来，师生当中有没有许多可以生产观念或思想的人，并且事实上生产出了深刻而前所未有的思想。
什么是一流大学？一流大学的特征之一是自信且生产出了大量的观念或思想。
（二）叩问的大学
大学本就是在怀疑和争论中诞生的。巴黎大学正是这样出现的，一群人在那里争论唯名论、唯实论，助推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的诞生。大学自身也成为以继续怀疑和争论为己任的团体
我们从大学的特征去回答“大学是什么”，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方式。
大学问家做大学问，必是问着的；问得多，问得深，这样才有大学问。换句话说，他们是叩问着的，是怀疑论者。笛卡尔就是怀疑一切，而唯独那个怀疑着的自己是不必怀疑的。研究始于问题，问题始于疑惑；反过来说，没有怀疑就没有研究。聪明的人，不仅一路上都问着，并且始于问题而不终于问题。如果问题终止了，研究就结束了。
真正的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团体中的成员就是专门叩问的。他们使大学成了一块叩问之地，而大学也成了叩问的大学。高水平的大学不断地做着新的研究课题。因为叩问而有了课题，又通过进一步的叩问去研究和完成课题。并且他们大体上知道，哪些课题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从而作出更恰当的选择。
叩问、疑问和怀疑是研究的起点、源头。黑格尔甚至主张怀疑主义，“哲学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内——这就是哲学的辩证阶段”。“怀疑主义不应该被看成一种单纯怀疑的学说。怀疑主义者也有其绝对确信不疑的事情，即确信一切有限事物的虚妄不实……真正的怀疑主义，乃是对知性所坚持为坚固不移的东西，加以完全彻底的怀疑。由于这样，彻底怀疑（或绝望）所引起的心境，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安定和内在的宁静。”这段话本身辩证的含义就是令人深思的，黑格尔把怀疑与确信、怀疑与绝望、安宁联系在一起。按通常的理解，也只有在反复“敲打”过了那些事物时，自己的心灵才能得到一份安静。
对于既有的观点、论断、理论，可以去补充和修正，甚至进行颠覆。这都是创造——扣问之后的创造。
夸美纽斯曾提出37条教学原则，第斯多惠提出了33条原则。条目太多，实际应用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凯洛夫吸收了夸美纽斯的精华，总结为5条，这就是一种发展，使之更简洁、更实用。这5条原则包括直观性原则、理解性原则、巩固性原则、自觉性原则和量力性原则。然而，把直观性作为原则有不当之处。直观有时是可以欺骗人的，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则是抽象性原则。关于数的理论或关于辩证法的理论，是不可能直观得到的。另一方面，人真正伟大的力量，正在于抽象思维。数学、哲学也被视为二度、三度的抽象，所以直观性不宜作为原则，应在修改之列。这种发展和创造，就属于修改或修正型的。
另一类原则是补充性的。原有的东西没有错，但还不够。对既有的东西，第一问是“对不对”；对了，第二问就是“够不够”；够了，还可问“好不好”和“有无更好”。“对不对”“够不够”和“好不好”是叩问的三部曲。
卡内基有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说的是物质财富。换一个领域，可以补充性地说道：在巨额的精神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荣光。前者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后者的性质不一样，生不带来，死后却可带去。亚里士多德逝去了两千多年，他的精神财富却仍在他的名义下传承，他“带去了”。
人们也说“知足常乐”，但这指的是物质生活，物质上有吃、有穿、有住，不就够了吗？然而，在精神上，例如，在求知上可永不知足，且应当永不知足。否则有何乐可言？在陶冶自己的情操或锤炼自己的意志方面，是一直要做下去而不知足的。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之间虽有联系，却是以存在基本的差别为前提的。更注重在精神方面发展的人，在物质方面既不会贪婪，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忍受贫苦。从时代的发展看，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人在精神的需要和拥有上越来越丰富。
大学里充满了研究气息，有叩问，有怀疑，有质疑，有反驳，有批判，有唱反调。大学具有哲学的品格，哲学具有批判的品格。因此，大学是一些智慧相互碰撞的地方，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产生。这样，生活在大学里的人，既要有独特见解，又要善于聆听；既要质疑和反问他人，又要质疑自己；既有辩论的对手，又有彼此尊重的朋友，即诤友。首先要弄明白他人所言之意，曲解了他人，就说不到一块去；各说各话，还可能伤和气。
（三）自由的大学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奴隶社会，奴隶们已在争取人身自由。到了封建社会，人们的自由与摆脱对土地的依附相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自由则与摆脱对金钱和资本的依附相关了。又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明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人获得更大自由的历史。
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基本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发出了惊世名言：“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又有诗人对自由的歌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在，人就在。自由不在，人也就不在了。
尽管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的。就一个社会而言，自由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最为密切；就个体的人而言，自由与其文化水平、认识水平、道德水平都有关。自由在社会进步中发展，也在个人进步中提升。
难道还有不自由的大学吗？不太自由的大学确实是存在的。不太自由的原因，有一部分来自自身，而另一部分则与外部有关。我们已知自由的含义，“自由的大学”的含义又是什么呢？第一，大学本身是自由的，独立的；第二，大学还维护师生的自由；第三，大学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师生的自由，享有并创造自由，从而培养自由人；第四，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自由的活动过程中，以发展自由为目的。对于一所大学的自由，作用最大的，无疑是教授们和校长。
在欧洲，教授们的作用更大；在美国，校长的作用更大。在欧洲，可以说教授是大学之魂；在美国，则可以说校长是大学之魂。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年轻的国家，曾在许多方面学习欧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但美国不是模仿，而是善于学习。所谓“学到手了”，就是学到后的东西，属于自己，也才有了自己的独特。
1869—1909年，艾略奥特任哈弗大学校长长达40年之久，后任名誉校长17年。艾略奥特为哈佛大学的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为美国高等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为什么美国大学校长任期可以如此之长？为什么有一大批校长的任期长达20年以上？而美国的官员任期都不得超过两届，即8年，唯有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的任期为三届。为什么从教、从事学校管理与从政有这么大差别呢？根本的原因在于校长不是官员，他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学术之“头”，教师之首席。此外，学生培养的质量，学术成果的积淀，都要经过长时间才能见效。“新官上任三把火”对于大学完全不适用。一所大学，一位校长；一位校长，一所大学。校长是大学的“地标”，频繁地换来换去怎么能行？
艾略奥特数次去欧洲学习和考察，他是善于学习的。他发现欧洲的大学特别自由，看到了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大学高水平的关键原因。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大学成了一所特别自由的大学。艾略奥特视自由为大学的生命，维护且发展大学的自由。
学校也有法规、有纪律，但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由。自由旨在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区别于行为领域。行为领域的自由是相对的，而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具有绝对性。
附带指出，蔡元培先生也曾留学德国，他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思想，与他向德国学习不无关系。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最高水平的大学是最自由的大学。”这个命题的逆命题若要成立，就还要附加一些条件。例如，有高水平的教授群，有高水平的行政管理人员对自由的有效保障等。
（来源：重庆高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