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教育体系被认为是在理念和实践上最完满体现通识教育精神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其在指导思想上认为大学有责任通过通识教育引导学生成为有教养的人，认为哈佛毕业生必须既接受过广博的教育，同时又是某一领域内的专家。
一、哈佛大学本科生“通识教育”的演变
1.“通识教育”理念的提出
二战期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首次明确提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他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因此，他既反对将大学教育等同于专业化、职业化的训练，也反对将大学教育仅仅局限为传统高等级教育中的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
博雅教育的教育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美国高校体系中的文理学院（即各种college）以及大学（university）中的本科生学院（例如哈佛大学的哈佛学院），它强调在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基础上对学生进行人文学术训练，将学生培养成具备深厚人文学养、锤炼崇高精神品质与独立思考能力的、理性而自由的个人。目前欧洲中学教育体系中的文理学校（gymnasium）在相当程度上进行的也是博雅教育，因此在欧盟近期推行“博洛尼亚学制改革方案”之前，很多欧洲国家的大学毕业生获得的学位相当于英美学制下的硕士。
为反映出“通识教育”对于“博雅教育”的延续和区别，科南特在主导哈佛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时，将改革目标定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以及教育学院的12位教授为核心成员，全校一批教授组成数个专门委员会,经过一系列的访谈、调查、座谈与分析，历时两年于1945年完成改革报告书——俗称《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报告认为，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定专业领域的技能，这是专业教育的任务与目标。但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不可能精通所有专业领域，因而为了尽可能避免人类个体之间以及群体社会中的专业隔阂，就需要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广泛批判意识，以便在任何领域都能具备基础的辨识能力，具体来说，也即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为此，哈佛大学设计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类并行的课程体系，在毕业所需的16门课程当中，必须修满6门通识教育课程，占课程数量的37.5%。这6门通识教育课程要求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个领域各修习一门基础课程和一门高阶或者跨学科课程。
2.新世纪哈佛大学以“核心课程”为基础的通识教育改革
上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提出以“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为基础的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将人文、社会、自然三个学科领域的课程区分为文学与艺术、历史研究、社会分析与推理、自然科学、外国文化五大领域的“核心课程”。2002年哈佛大学再次启动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改革，2009年正式推行“核心课程”，将人类所有学科领域归于人文、逻辑推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4类学科，增加“逻辑推理”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逻辑学”单列为独立学科。这4类学科下面又设置了8 个领域的课程，即审美与诠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与数理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中的诸社会、世界中的美国。
哈佛大学本科生毕业所需的32门课程分为专业课程、核心课程、任选课三类。其中专业课16门，任选课可以自由选择6到7门，但其中必须包含1门“说明文写作”以及1到2门语言类课程。剩下约7门即为通识教育课程。根据哈佛大学2014年的课程方案，通识教育课程的门类、数量以及实际开课数量如下表：
二、哈佛大学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对于学生培养的要求与目标设定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涉足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但是除了要完成最大范围拓宽学生知识视野、训练基本学术能力这两大任务之外，也照顾到了发掘、培养并逐步引导学生的兴趣向某一特定专业领域深入的需要，因此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贯穿大学生整个四年的学习生涯，具有以下特点：
1.本科生通过选修核心课程确立专业方向
哈佛大学建议新生在入学阶段最好选择一个或数个感兴趣或者预备投身的学科专业领域，在此领域内选择那些能够拓宽知识视野的初级课程，让学生在培育知识素养的同时能够发现自己对哪些专业领域感兴趣，对哪些领域的课程不感兴趣，以免错误选择专业而在高年级陷入学习困境，同时也培养成熟的知识兴趣和信念，以投身于自己愿意学习的专业。
2.哈佛大学对通识核心课程的管理
以核心课程为基础的通识教育是哈佛大学整个本科生课程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门的管理机构即“哈佛学院”来统筹全校的通识教育师资力量和教学计划。学校设“核心课程委员会”负责核心课程的具体事务，下设的常务委员会一般由哈佛学院院长担任主席；根据各学科领域的需要，委员会下设分委会分管各个具体的课程领域。核心课程的授课任务往往都是由各个专业院所的优秀教师，甚至一般要求教授来承担。
3.通识核心课程的教学要求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要求教学内容应该是有益处的、吸引人的、生动活泼的，且并不因其作为跨专业课程而降低专业水准。很多通识课程享有两个甚至更多课程号，即可以同时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专业课程或者数个专业的共同专业课程。每个专业的学生最多可以免修4个领域的核心课程，但是必须另外任选课程来补足课程数量。如果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有重合，也必须另外任选课程来补足课程数量。此外，通识课程即使与专业课程同名，但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不允许完全照搬专业课程。
核心课程必须由分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审核通过其教学计划之后才能正式开课，在选课和授课方式上与其它课程基本一致，但选课方式更为灵活，有较宽的变通余地。如果一门课程的选课学生数量太多超过了规定上限，高年级学生有优先选课权，其余学生必须抓阉决定。在授课方式上形式多样，一般不完全由教师讲授，课上会安排提问和讨论时间，课下另外安排每周2小时的辅导课，一般由研究生或者新进教师担任助教带领本科生进行。
4.哈佛大学本科生“通识教育”的目标设定
1）学生应当理解如何才能得到知识，如何把知识应用到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
2）学生应当接触其他文化和其他历史时期，使他们能更好地判定和理解他们自己在当今世界的经验；
3）应当给学生提供练习机会，让他们严谨地思考道德和伦理问题，根据客观现实来判断各种可选择的伦理思想和实践的诸多可能性；
4）通过研究诸多学科领域之中的任一课题，培养理解和评估该领域知识所必不可少的严谨的识别力，掌握定量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特定工具，刺激并培育学生的求知欲；
5）通过解决不同领域问题而获得的分析能力必须具有持久的价值，能够让学生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有能力、有意愿、有责任主动获取更多的知识。
三、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1.通识教育的教育哲学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体系有其深远的哲学基础。在其历次通识教育研究报告当中，都会首先从世界观、教育观来阐述大学育人的教育哲学，认为大学的基本责任就在于通过通识教育引导学生成为有教养的人，为此培育其必备的基本而全面的学识、理智能力以及思辨方法，引导学生寻求并掌握获取知识的途径。为此，通识教育就是要通过上述四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教会学生面对各领域问题，能够从专业和理性的角度分析有哪些不同的方法可用以探讨一个问题，各种方法如何被人应用，又应该体现什么样的价值。
2.坚持从校级层面实施通识教育
为了保证通识教育能够有效实施并真正落实到教学实践，哈佛大学一直坚持由校方总揽对于通识教育理念及其课程设置的调研、设计，而这在西方著名大学已经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不如此则无法有效推行通识教育并最终落实大学的人才培养任务。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新例证包括2012年相继推出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本科教学研究报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人才培养路线图”。
3.将通识教育纳入大学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虽然不是专业教育，但是广博的知识如同专业知识一样也需要放在科学结构内，通过专业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入其有序、完整的知识系统，而非散乱、庞杂、零碎的浅尝辄止。全面素质的培养不能仅仅依靠课外活动或者学生自发的课下努力、触类旁通来完成，而要通过专业、系统、精准的提示、指点、引导，将一门知识领域里基础、一般、普遍性的知识架构与研究门径传达给学生。因此通识教育不能等同于在专业教学之外推行的素质教育、校园文化、课余活动，而应该是大学教学体系的必然组成部分。
4.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推行不应削弱专业培养，而要借通识教育提升专业教育水准，在减少毕业所需学分总量的基础上提高培养质量；制订通识与专业相互补充的本科课程目录体系，真正做到课程设置的打通院系、专业，为学生提供全面、自由、多元的课程修习机会；将本科通识课程的辅导课纳入研究生培养环节，有助于在学业和科研之外加强对研究生的实践培养，将其津贴核算与发放落到实处。
四、关于国内本科高校公共课程现状的考察与建议
我们可以国内某部属教学研究型大学为例，分析国内高校目前公共必修课和校选课的基本架构，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国内大学本科实施通识教育的方向与思路。
1.国内某大学公共课程构成及其比例
除了跨专业选修的校选课之外，教育部规定的国内高校公共必修课与通识教育也可以兼容。公共必修课除外语、体育外，自然科学类包括大学数学、计算机基础与实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类包含4门思政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思想品德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原理）、大学语文、形势与政策。此类公共必修课程加上该大学教务处开设的校选课，约占各专业所需学分的30%-40%。
该校学生从大二开始可以选修校选课，通常需选2-3门，门类领域不限。课程由老师自由自主申报，由教务处审批、排课，一般有15人选课即可开课，每周2课时。
2.国内某大学校选课学科领域分布及其数量
以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为例，该大学计划共开设校选课约90门，该学期实际可供选修的课程约60门左右。多数均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同时开放，但选课情况不详。
按照学科领域划分，该大学约90门校选课中，
1）除“图形处理”和计算机类等少数几门应用技术类课程外，没有自然科学课程。
2）除“辩论”外完全没有逻辑学科课程。
3）18门体育类课程。
其余逾65门课程中，
4）社会科学类的法学、管理学、经济金融课程共约20种。
5）人文学科类45门课程。其中文学艺术鉴赏类课程约25种，语言类课程约10种，文史哲类课程近10种。
在所有校选课中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课程不超过5种，如果不计算外语类课程，涉及外国历史文化的课程约6种。
3.国内某大学现有公共课程设置的问题
由于该大学传统以工科为主，所以从公共课程设置的现状来看，其通识教育课程涉及的领域还有不少缺环，尤其是文理基础学科和社会观察领域薄弱，其中的理学与自然科学、中外历史文化、社会分析与价值判断、现实社会认知等领域都还需加强。
由此可观，该大学本科教育的公共课程从理念、课程体系到培养要求等几个方面都尚未达到通识教育的基本要求。虽然通识教育并不一定必须照搬西方大学的本科教育模式，但是与当前国内一流高校国际化与研究型大学办学理念相对照，与本科专业教育互为补充的通识课程教育还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缺乏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该大学的教育部公共必修课、校选课汇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通识课程体系，也覆盖了大部分科学知识领域，但总体上缺乏全校性的专业整合，对于通识课程学科内容的分类、教学目标设定、学生修习通识课程的方案缺乏统筹规划。
2）该大学本科专业划分过细，基本未按大类招生，专业课程偏多偏细，学生毕业所需学分总量偏高。这不仅挤压了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可能空间，而且很难留出更多时间让学生自由探索，难以进一步加强课堂与课余辅导和讨论，也无法确保讨论式、研究型课程教学方式的实践。
3）同时，关于通识教育的下述几个理论问题尚未结合该大学办学特色予以澄清并形成共识：何为通识课程？如何处理通识课程与公共必修课的关系？如何处理学科基础课与专业必修课的关系？
4）此外，该大学目前的教学管理体系、学科体系、学院的学科分布是否可以开出全系列的通识教育课程？有没有高水平的研究生队伍（或美国大学与学院中数量足够的非教授级别的高水平教师）作为助教？在研究生培养方式和津贴发放管理方式上与之适应？
4.国内某大学未来通识课程发展的思路探索
从哈佛大学多年推行通识教育的发展演变来看，通识教育的推行尤其是其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实施管理必须由校级层面来总体推进，这在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是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而且不如此则无法有效推行通识教育并最终落实好大学的人才培养任务。而在目前的高教发展背景下，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也不能仅仅作为个别教学行政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我们应该借鉴国内外著名大学的成熟经验，在校级层面成立专门委员会推动通识教育工作。
首先，建议由各学科专业、教学管理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共同组成委员会，对我校本科学科分布、课程现状进行调研，按照我国高教法规、政策以及国际化水准来设计符合该大学办学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及其实施方案。
其次，推行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应与专业培养方案的改革统筹安排，做到既不因通识教育削弱专业培养，又能借通识教育提升专业教育水准，在减少毕业所需学分总量的基础上提高培养质量。
该大学目前有个别院系已经在积极探索本科教学改革，试图在专业范围内拓宽基础、深化专业，例如在低年级专业课程基础上增加学科大类或者跨学科课程，在高年级推行更趋专业化、前沿化的选修课程。但是由于这些探索局限在各本科专业范围内部，势必增加学生的学分负担，同时也可能增加教师跨专业教学的负担，造成不同学院开设类似课程的教学资源浪费。因此建议在确立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制订囊括所有学院课程的通识课程目录，打通各院系、专业的课程设置，真正为学生提供全面、自由、多元的课程修习机会。
再次，借推行通识教育推进教学改革，改进教学形式与培养方式。
通识课程设置的跨学科性与学生修习的跨专业性，使得不论采用演讲课还是讨论班形式，通识课程通常都会安排由研究生或新进教师负责的辅导课（tutorium），加强课余辅导与学生的自主学习。建议借鉴国外高校的研究生助教制度以及理工类实验室的助手制度，将本科通识课程的辅导课纳入研究生培养环节，既有助于减轻教师工作量，深化课内教学内容，又有助于在学业和科研之外加强研究生的实践培养。
总而言之，推行通识教育不是在现有学科院系设置框架下另起炉灶增加课程数量和学分负担，而是真正做到本科生培养的宽基础、重能力，使每个专业的学生都能在依据兴趣发展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在知识领域上全面涉猎、在智力水平上全面训练，形成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认知能力与价值观，同时具备宽容、理性的人生态度与社会交往素养。
（来源：微信公众号“里瑟琦科教观察”）
